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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敬輓不忘初心何方老

October 8, 2017

輓信

 

輓联

以下为吴伟提供

何方老 輓联

资中筠先生书写音乐人生 新书《有琴一张》出版

July 12, 2017

6月——音乐月

2017-07-10 资中筠 资中筠

今年我的6月可称“音乐月”,基本上忙于与音乐有关之事。

围绕新书《有琴一张》出版,看封面设计、发图片、发布会种种琐事、签名……似乎隔两天就有一个问题待解决。

 

新书发布会我请来老同学、老樂友,作曲家茅沅与我对谈。他比我还老——91岁。昔日清华乐友老樂友中,大多为业余爱好,惟茅沅虽然毕业于土木系,却毕生为专业音乐家,在校时就是我们管弦乐队指挥。如今老樂友陆续凋零,健在而还能活动的,北京就剩我们二人了。发布会详情下期再发。

 

 

天津靳凯华教授约我举行小型演奏会,作为庆生日。她是我钢琴老师的学生,可算“师妹”(不过人家是真正的大专家),又是我两个已故妹妹的挚友,盛情难却,贸然答应了。这三脚猫的技艺,打着鸭子上架,只得加紧练琴。靳老师还热心指点,过了一个月,她说有明显进步(!),颇受鼓舞。靳老师还请来高水平的专业小提琴演奏家、女高音、男中音独唱家屈尊陪我同台演出,令我感动,也令我在他们的精湛表演中感到惭愧。

 

在靳凯华老师家接受指导

天津音乐会现场

 

《有琴一张》的前半部分内容过去在公号上陆续发表过。现将书的前言发表在此。

 

 
《有琴一张》前 言

开始起意写有关音乐的小册子是世纪之交应扬之水女士之约,因辽宁教育出版社要出“茗边老话”丛书,入选作者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我算是其中最“年轻”的(69岁),不过等书出版时也就达到“古稀”了。这套小丛书第一辑我已见到,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精致可爱,不少作者都是学识、文采为我所心仪的长者。我忝列其中惶恐之余,不觉悚然心惊,真的不知老之已至了。我当时正好刚刚结束一部堪称“宏大叙事”的放言全球百年沉浮的大部头著作,喘息未定,正需要休整,何不以此换换笔?遂欣然同意。

 

写什么呢?顾名思义,“茗边”者,茶余饭后闲谈也,重在一个“闲”字;“老话”者,重在一个“老”字,活了多半个世纪,总有一些积久弥醇的旧事。大半生来我与音乐断断续续的离合悲欢倒也能理出一些不算无聊的故事,我就想起写写我的音乐生活。由我来写个人的音乐生活,本来是没有资格的。这类自述之吸引读者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本专业的名家,写成长过程的故事、立业的甘苦;一是不论属于哪一界的家喻户晓的大名人,随便写什么生活花絮都有人感兴趣。而我两者都不是,是学书不成,学剑(琴)又不成的千百书生中之一员。与音乐的关系只不过是少时课余学过六年钢琴,青年时曾以乐会友,老来成为不可或缺的自娱内容,同时也以之念旧游、结新交,如此而已。其中有一些花絮、趣事以及人生的哀乐、体验,平凡得很,值得与读者分享吗?

 

不过那段时间生活中的偶遇常会勾起一段与音乐有关的往事。例如1999年5月访美时,碰巧参加了一名高中毕业女生的个人小提琴演奏会,不由得唤起我对自己高中毕业时的个人钢琴演奏会的回忆。那情景处处似曾相识,甚至演奏者的年龄、亲切而热烈的观众以及老师为她伴奏,都与我当年极其相似,着实令我怀旧了一番。还陆陆续续想起一些旧事,于是略加整理,追述成篇,名为《锦瑟无端》,扉页自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音乐是与我的华年绮梦交织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极小开本的小册子,装帧十分精致,于2000年出版,只印了三千册,出版不久就告罄,没有再版。其中部分内容收进了后来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中的《闲情记美》卷。

 

 

 

2008年老伴陈乐民离我而去。我的悼亡诗中有一句,“賸得琴书不自怜”,这是无奈中的自我解脱,在漫长的独处岁月中幸得有琴、有书为伴。没有想到,自那以后,琴于我越来越重要,我的音乐生活越来越丰富。竟然参加了比赛,得了奖,还开了演奏会。受此激励,自己练琴也兴趣日增。原来就缺乏扎实的基本功,又是荒废几十年后才又捡起,笨拙的琴艺似乎还有些进步。在不同的契机中还不止一次为自己录了音,留下纪念。衰年自得,有忘年之乐。最近几年撰写回忆录时,围绕音乐生活的忆旧怀新不断涌现出来。于是接受出版社建议,在早已绝版的《锦瑟无端》小册子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内容,续成一本小书,雪泥鸿爪,以飨同好。无以名之,想起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六一”之中我得其三:书一万卷、琴一张、老翁(媪)一个,遂以《有琴一张》为名。

 

(此书漏发了一张我认为很有意思的照片,即2012年我参加天津《非职业钢琴国际比赛》获老年组一等奖,得到与各国评委合影的殊荣。)

 

图注:前排中作者与周广仁(评委会主席)、右四靳凯华,其余诸评委国籍有:日本(2人)、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波兰。后两排站立者为赛事组委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附】中国新闻网的报道

 

新书《有琴一张》首发 资中筠:艺术应该是种生活方式

中国新闻网 2017-06-21 21:51:00

  中新网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 高凯)6月21日晚,著名音乐家茅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音乐家王立平齐齐亮相北京出版集团,他们此番是为了给好友资中筠助阵,见证其新书《有琴一张》的首发。

  资中筠先生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而此番出版《有琴一张》则揭示了其作为音乐爱好者的另一面人生。

  据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安东介绍,《有琴一张》是资中筠的音乐自传,在这本小传里,她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用音乐的行式流出,亲切生动,别具一格。

  发布会上,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向资中筠先生赠送了《有琴一张》书配黑胶限量版第88号,以贺资先生米寿。

  随后,资中筠、茅沅两位先生展开了对谈,“以乐会友”以及音乐对生命的滋养成为主题。

  资先生在很小的时候就与钢琴结缘,并师从刘金定先生。十七岁时,即资先生正式学琴仅仅六年之后,已成功举办了个人独奏会,演奏巴赫、萧邦、贝多芬、舒曼的名曲,甚至还包括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完整三个乐章这样高级程度的曲目,于一个年仅十七岁、正规习琴时间并不长的“业余”钢琴学生,也是几近不可思议的能力。

  音乐一直是资先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在爱人陈乐民去世后,资先生在漫长的独处岁月中幸得有琴、有书为伴,琴越来越重要,音乐生活越来越丰富。

  资先生大半生与音乐断断续续的离合悲欢,成就了早期的《锦瑟无端》(现已绝版)以及如今这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有琴一张》,《有琴一张》较之前本内容更加丰富,通过这本小传,读者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更深地理解资先生的风范。

  在聊到书名的时候,资先生采用“有琴一张”这四个字的灵感来自欧阳修的自号“六一居士”,“六一”之中得其三:书一万卷、琴一张、老翁(媪)一个,遂以《有琴一张》为名。资先生说,音乐是其生命中很重要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乃至交游圈子,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资中筠特别提到艺术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说,“我参加过一个面向非专业选手的钢琴比赛,少年儿童很多,水平很高。像我这样年纪很大的也有一部分,但是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就很少,这说明人们在钢琴学习中还是功利心过重,这样就很容易在未走专业道路之后彻底放弃兴趣。”

  资先生说,“我很怀念从前我们没有任何目的性单纯从兴趣出发学习音乐的日子,不只是音乐,艺术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这对人生和生活可以增添很多乐趣。”

  对谈之后,资先生弹奏了保留钢琴曲目《阳关三叠》,这原是著名音乐家张肖虎先生为竖琴而作,后为她专门改为钢琴谱演奏。(完)​​​​


雷颐

资中筠老师出新书《有琴一张》,谈自己的音乐生活。从80年代末起,常去资老师家,多次听她弹琴。今年三月,与友人在资老师家,谈起音乐,资老师即兴演奏。我录下来了,资老师同意发片断。 秒拍视频秒拍视频|

解读资中筠:启蒙首先是揭谎

July 11, 2017

2015-03-11 妙畅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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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

 

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

 

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互相启蒙。我本人近年来读到许多好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无法完全控制,给群众性的启蒙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条件。我的意思是启蒙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对另一部分人说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脑子按常识思考。首先需要不断地拆穿谎言,探明真相。

 

我不太喜欢“意见领袖”的说法。当然,“闻道有先后”。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问题,有责任与大家分享,消除流传的误区,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大概就是指这个。还有,启蒙不能“定于一尊”,某些人自以为是权威,掌握真理,不容别人质疑,这样又会进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于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应该充分表达,互相交流,甚至争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启蒙时代”。不过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的机会。这在目前还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实现的。

 

阅读延伸

 

解读资中筠——中国急需启蒙

 

百姓一万倍痛感黑夜来临——海子《秋日黄昏》1987年。

 

据说,现在允许“异质思维”了,不知此“质”为何“质”?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此为时论的前语。

 

解读资中筠:中国急需启蒙

 

文摘上,有一小篇资中筠接受记者采访的报道,说中国文化界已有共识,当前中国迫切需要一场启蒙,而启蒙的第一步,就是让民众了解真相。

 

文章很短,语焉不详,我觉得有加以解读其背后含义的必要,这样才能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首先,中国文化界到底囊括一些什么人?比如说,前不久甚嚣尘上的纪念什么座谈会的人,有不少就在大放厥词,说什么“伟大的时代为何没有伟大的作品”云云,如果肯定现在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启蒙一说自然毫无着落点,只有野蛮的时代,才需要启蒙。我想,资中筠先生肯定不相信现在是伟大的时代一说。同时她心中的文化界,一定不包括这样一群御用文人。可问题是,中国除去御用文人,剩余的人,还能不能构成“界”?还能不能担当启蒙的重任?我表示悲观。好在时代不同了,百姓尽管依然蒙昧,但启迪起来却要比任何以往都要容易。当然,既然说启蒙,必然含有对民众的文化优越感,必然有文化居高临下之意,如果以为这是对民众的蔑视,这其实是无视现实,或者说,是企图维护现实的冠冕堂皇之语——中国无耻者的主要特征:说冠冕堂皇话,做肮脏卑鄙事。

 

第二,资中筠先生强调启蒙就是启迪蒙昧,摆脱蒙昧的首要方法,就是让人们看清真相。从这些话里,可以明确,资中筠先生相信,现在的百姓未能看到社会真相。原因呢?自然是被人有意掩盖了。被谁掩盖?资中筠没说,小百姓如我毋庸讳言,除了政府,谁还有一手遮天的能耐?

 

掩盖真相,确实是中国六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愚民手段。拿笔者对朝鲜战争的认识过程做一个例子。

 

朝鲜战争,一向被称作“抗美煖朝”,是中国人民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国侵略的正义战争——我们的宣传机构一以贯之的说辞。我什么时候开始对此有了怀疑?文革后期,一方面随着中国入常,联合国的常识得到普及。另一方面,看到抗美煖朝的电影里,隐隐约约提到和中国军队对抗的不是美军,而是联合国军,心中开始就有了疑问。只要稍有脑子,就应该明白,联合国要派出军队,必须得到常任理事国的一致通过。作为当时铁杆兄弟国家的苏联,竟然不敢否决“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提案,“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说,恐怕就是“愚民”笔法了。

 

有了这样的疑问,就开始关注朝鲜战争的真相,当你有意识去关注真相,真相自然会有大白天下的一天——至少对你个人一定如此。所谓美国侵略朝鲜,实际是朝鲜在中共胜利的鼓舞下,妄想一统朝鲜半岛,违背联合国决议,发动了侵略南韩的朝鲜战争。节节败退的南韩请求联合国仲裁,才有了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今天的常识告诉我们,违背并抗拒联合国的正式决议,差不多就是与世界人民为敌。

 

当年美国军队入朝,打着联合国旗帜,堂堂正正,你也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在朝鲜登陆。相反,当年第一支中国军队入朝,却是穿着朝鲜军装,偷偷摸摸,军官士兵要求严格保密,只对家人说是执行秘密任务。后来终于想出了“中国志愿军”这个民间军队称号,才开始敲锣打鼓大张旗鼓起来。

 

中国用二十多万大好男儿的鲜血,滋养出金家三代王朝,让朝鲜人民依然“幸福地”生活在缺衣少粮的困境之中。这样的战争值得我们自豪?

 

可以列举的远远不止这些。可以说,这几十年来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件事件,政府是老老实实对人民公开真相的,总是隐瞒,误导,曲解!我们应该明白:对人民掩盖真相的政府,一定不是好政府。

 

当然,目前中国启蒙者最大的困境在于,你总是冒着和权力对抗的风险——资中筠语焉不详,或者报刊语焉不详的原因就在于此吧。

荣剑:“尿床”的儒者

July 2, 2017
07.02 18:58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是写大儒冯友兰的,他晚年主动参与批林批孔,获得领袖首肯和江青褒奖,谁知没两年,毛死了,四人帮被抓,文革结束,他夫人说他是在天快亮时还尿床一泡。此话有自责,有无奈,有懊悔,让冯先生情何以堪的窘态尽显无遗。

尿床的文人当然不是冯先生一个,但冯先生肯定是当时主动尿床中最著名的一个了。冯先生是所谓“旧中国”的老派知识人,从国统区进入“新中国”,见到从解放区来的文化干部,一直是自觉低人三分,自觉马克思主义水平不够,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要跟得上时代。无奈怎么跟都跟不上,每次运动来了,都是被批斗的对象。文革后期,毛发动群众批林批孔,由当代大儒主动出来现身说法,数落孔子的不是,效果肯定比工农兵学员有更大的杀伤力。冯先生看清了这个形势,觉得与其被人斗,还不如自己出来斗。于是,在80高龄之际,接连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读到这两篇文章后甚是高兴,批示表示支持。圣旨下来,官媒当然跟进,《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冯先生因此际遇立即有了根本改变,从人下人变成了人上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就是大网红了。在领袖的亲切关怀下,冯先生意犹未尽,在上述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整合出一篇七万字的长文《论孔丘》,历数孔子的反动罪行。现在说这篇文章是数典忘祖,一点也不为过,孔子可是冯先生的祖宗啊!可这样的文章竟然出自冯先生之手,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看来,文革一场,何止是让这些大文人在天快亮时禁不住尿床,更是把他们变成了自己后来都不敢认的鬼模样。

在文革登峰造极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憋不住尿,另一个大儒梁漱溟就是持我绝不尿你的立场,官家几次派人来做梁先生的工作,劝他出来批孔,诱以名禄,嚇以批斗,梁先生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真可谓大义凛然。就他不尿而言,梁先生在文革中真是为儒者保留了一点颜面。

从现在来看冯梁两位大儒对孔子的态度,人格高下自然分明,冯先生晚节不保,辱孔而自辱,梁先生一以贯之,尊孔而自尊。文革之后,冯先生见梁先生自然是气短了三截,写信求见被拒,举办寿宴邀请亦被拒,真是不堪忍受。而梁先生则因为在文革中拒绝批孔,被人们誉为是中国的脊梁和儒家最后的一块硬骨头。

但有意思的是,冯先生在文革之后能自我反省自己的这段荒唐历史,对毛有新的认识,从对毛的盲目崇拜中逐步清醒过来。他在93岁高龄时重写中国哲学史,在序论中他认为毛想做君师,也就是说既想当伟大领袖,又想做伟大导师,不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还想当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有深度的。因为破除了对毛的迷信,冯先生自己获得了一种自信,自认可以做到“斩名关,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也敢于对毛的一生功过做出他自己的评价。他把毛的思想分为科学、空想和荒谬三个部分,即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为科学部分,社会主义阶段为空想部分,极左思想阶段为荒谬部分。应当客观地说,这个认识水平在当时是超过了大部分学者。冯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不仅是恢复了做儒者的尊严,更重要的是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冯友兰思想有此进步,实属不易,那么,梁漱溟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进步?梁先生不仅是在文革中坚持了其匹夫不可夺志的立场,而且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毛争辩农民问题,在毛勃然大怒时毫无惧色,要求毛拿出一点雅量来,这种直犯龙颜的勇气可谓是中国知识人中绝无仅有的。以梁先生这样的性格和见识,文革结束之后,他对毛的认识应该远远超过冯先生吧?但令人困惑的是,梁先生非但没有非议毛,而是高度评价毛。为梁先生撰写传记的美国作家艾恺在拜访他时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先生的回答不是孔子而是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更匪夷所思的是,梁先生不会不知道,毛一直是自比秦始皇,但梁先生却把毛比喻为是周文王。错把秦皇当文王,历史上那些大儒们不知会作何感想?这难道不就是认贼作父?当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晚年就是这么一个认知水平!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即将天亮的时刻还尿床一泡,这是他晚节有亏,但在中国已经天亮的时刻,梁漱溟先生居然还如此执迷于对毛的膜拜,没有像冯先生那样至少对毛所犯下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这是不是说明了,梁漱溟先生最终还是把尿尿在了毛的一亩三分地里,而且终生不悔?

梁漱溟先生的人格和思想境界能比冯友兰先生更高些吗?

学术屈膝于权力,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冯梁两位大儒亦不能例外。简述这段往事,无非是提醒当下那些竞奔于权力上书房或外书房甚至外书房走廊的那些文人或儒者们,千万不要在天亮之前尿床一泡,以致让后人掩鼻评说。​​​

抵抗黑暗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光明 – - 胡适先生五十五周年祭

June 10, 2017

作者:群学君

胡适先生
1891.12.27—1962.02.24

01

1962年2月24日下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正在举行新老院士欢迎酒会,参加酒会的,是学术界的最顶尖一群人物。

发表祝酒词的,是71岁的院长胡适先生。他指着台下的一位仪态端庄的女士说:

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大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就是这位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台下坐着的,正是胡适一生引为自豪的学生吴健雄——当时“中央研究院”唯一的女院士,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唯一的华裔女院士,居里夫人之后国际物理学界当之无愧的“女王”。

忽然之间,胡适先生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立刻失去知觉……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吴健雄,当即泣不成声。

一个多钟头以后,噩耗传来。吴健雄号啕痛哭,浑身战栗,如果不是丈夫袁家骝扶着,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两年前,吴健雄的父亲去世。悲痛之际,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写信给胡适先生:我一生受我父亲和您的影响最大,可惜我父亲在今年正月三日在上海故世,从此生死永别,言念及此,肝肠寸断,泪不自禁矣……

终其一生,吴健雄都记得1936年刚到美国,胡适先生写给她的那封信: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

胡适与吴健雄

02

胡适先生的死讯像投向平静湖面的一粒石子,瞬间引起一圈又一圈涟漪。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这个消息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新闻。

第二天一早,女作家苏雪林在报上读到了讣告,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临近中午,正在家里打麻将的梁实秋接了一个电话,几分钟后他回到桌边,另外三个朋友发现他整个人都怔住了。过了好半天,他才说:胡适先生过去了。傍晚,梁实秋接到采访的电话,他说了八个字: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张爱玲先是惊愕,然后回忆起几年前她和胡适最后的那次分别: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适之先生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同样是在美国,唐德刚、周策纵等人组织的白马社则开始筹备“胡适纪念专号”。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陈之藩在英国曼彻斯特含着热泪开始写《在春风里》;李敖开始写《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胡适的论敌徐复观则放下攻击,开始写《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

那一刻,殷海光看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落日的余晖;那一刻,狱中的雷震满眼泪水——他还要等待很多年才会从监狱中走出来。第二天,狱中的雷震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晚上听到胡先生去世的消息,晚上做了一晚的梦。先是大哭,梦中哭醒。后来又做梦,和他在一起……直到天亮起来为止。今日上午看报,我两次流泪,这是卅六年秋葬母以后的第一次哭,可见悲哀之甚。这里送报人说,拿到报,眼就流泪,许多看报的人哭了。

胡适与雷震

03

胡适去世几个钟头以后,蒋介石就在官邸里收到了消息。

第二天,他就安排蒋经国瞻仰遗容,顺便带去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死者为大,但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就在胡适下葬以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这才是心里话。

终其一生,胡适都希望做蒋介石的诤友,可惜,历史没有真正给他机会。

胡适与蒋介石

04

胡适的死讯,在台湾对岸的大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这与几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从1954年开始,经最高领袖授意,大陆发动了浩浩荡荡的“批判胡适运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协共举办了21次批判讨论会,全国各地发表的批判文章,总字数超过300万。高压之下,绝大多数他昔日的友朋同事、门生故旧都不得不公开发表违心之论。

据说,身在美国的胡适把所有他能搜集到的批判文字都读了一遍,其中包括幼子胡思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没有写下任何辩白或者回应的文字,却心心念念受此“牵连”的朋友。

他给朋友沈怡写信说:

(批判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批判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一年以后,与晚辈学者周策纵聊起已在大洋彼岸被树为“神”的论敌鲁迅,胡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他是我们的人。

又过了一年,大陆方面委托在伦敦的陈西滢给胡适带话:我们反对的是胡适先生的思想,不是胡适先生这个人。胡适回答:离开了“胡适的思想”,哪里还有什么“胡适”呢?

胡适在病榻上

05

作家苏小和说,胡适可能是一名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的起点。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没有读懂胡适,很可能到现在为止,你依然是一名没有常识的中国人。

学者朱学勤说,最难能可贵的是,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着与自由主义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他从没有被二十世纪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也没有沦陷在旨在逃避时代的文人情趣中。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这样一种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一辈子,不是圣人,也是奇迹。

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国大使。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偷偷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夫人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说:“一些衣服没舍得穿,还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去世以后,罗家伦去吊唁,江冬秀告诉他,胡先生的全部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这就是26岁就拿260块大洋月薪的胡适,这就是拿着“民国最高版税”的胡适,

1962年3月2日,胡适被安葬在台北南港。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北京大学校旗。

参考文献:

林建刚:《当胡适死去的时候》,《南方都市报》2015年3月15日

东方无忌:何谓辱华?-----评杨舒平现象

June 9, 2017

时文1:人们经常问我:你为什么来马里兰大学?我总是回答:清新的空气。……另一种清新的空气也令我感怀不已——言论自由的空气。

——Shuping Yang(杨舒平):在马里兰大学2017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2017年5月21日

时文2:这次演讲演带来的反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并深感不安。……演讲只是分享自己的留学体验,完全没有对国家及家乡的否定或贬低之一,再次深表歉意,并衷心希望大家给予谅解,今后会吸取教训。

——Adjeinsbt(杨舒平)微博,2017年5月22日

插嘴: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说那里某个城市的的空气“清新”,还对别人“言论自由的空气”“感怀不已”,据说这两句“空气论”闯了弥天大祸,“马大的留学生,当地华人以及在中国的马大校友对其发言内容表示严重不满并敦促校方给出解释。”(新兰网),“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毕业演讲涉嫌辱华”、 “她说美国空气‘又甜又鲜’,台下美国人起立鼓掌,中国留学生气炸了!”(凤凰网),充斥一片辱骂,逼得那位小杨姑娘赶快发推“深表歉意”。看了这段新闻,真不知今夕何夕,难道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真“一代一路”跨过大洋管到美洲去了?还是已经在美国各地成了气候的二奶村小居民们(他们和他们带着转移财产和译员赴美的哥哥姐姐们,在33万留美中国学生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他们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老子在中国操权控制言论、自己在外国宝马香车吃香喝辣之余,也自行建立起第二个“党的领导”,继承法里法外老子们的权力管制同胞了?不过把一个小姑娘称赞美国空气和人权的几句话当成“辱华”重罪去大肆攻击,他们想过没有——他们的总“大大”刚刚说过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其中居然不能包括别人的空气“清新”、别人的言论自由而值得学习这两条吗?那大大还说过中国梦和美国梦“相通”,难道真是意指两国空气的苦味相通臭味相投吗?可叹我雍容大度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龙种,到今天居然产出这堆不肖的跳蚤,这才是真正的“辱华”啊!至于某个长胡子呆在国内掌管言论大权的嘴巴,居然吐出“有的人可能出于个人政治观点仇视现行政治制度,觉得他国‘空气都是甜的,’于是,便想通过间谍活动颠覆现政权”(201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之言,还算人嘴巴里吐出的话吗?

(摘自东方无忌:《从“清洁观”、“辱华观”到“新闻观”(插嘴时文)》)

牧惠:从“秘书现象”看中国政治的演变(2002)

June 9, 2017

果子越传越少,小道消息越传越多。一年以前,社会上就流行开河北一位省委书记的秘书成了大贪宫的种种传闻。曲折离奇,真假难辨。终于从《嘹望》上读到《李真从秘书沦为贪官的警示》,证实确有一位从秘书快速直升为省国税局长的大贪官。这位年仅38岁,从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奔到当上人见人怕、要什么有什么的贪官,仅花十年。之后七年左右,贪污达一千多万。读此文,端的“相见恨晚”:从“双规”到见报,竟花了两年时间!

这篇文章确给我们提出很多耐人寻味的警示也可谓教训,同时还留下好些个疑问。李真这么一个混混(他在案发后胡说自己“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其实,他压根就没有过半丝什么理想、信念),什么机缘使他被选拔为秘书?他作恶多端而且非常露骨得众所周知,何以能混那么久?除了他,“三讲”通过而且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贪官大有人在,能说是“怪现象”?说他没有学会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却学会了“摆谱”训人,“严格要求”的榜样何在?……这些,都可以写出一篇篇文章。我以为,最值得“警示”的,是“新生事物”——“秘书现象”。

什么时候产生“秘书现象”?
本人在五十年代曾经当过几天“黑秀才”,职司省委书记下乡(如今时兴叫调研)的随员和笔杆,因此同好些位首长秘书一起工作过。他们大都是科级、副科级干部,不仅对我们,而且同所有的地方官员、厅局领导都相处甚好,亲密无邪。因为省领导轻车简从,根本不接受任何礼物,他们当然不曾伸手或接受过什么礼品、“土特产”。唯一一次例外是某地生产一种好茶叶,送给首长半斤不到一小包,我们几个人从中“偷”了一撮品尝了一回。因为就一次,茶也确实香,印象特深。他们一当就是三、五、七年,离开首长之时,了不得是提拔为副处长,个别成了处长,只有一位苦熬多年才成了厅局级干部。六十年代初同他们分手,一别二十年,“文革”后重逢,仍是个副处长、处长,还是那辆自行车,住房由原来的二房一厅变成三房一厅。这样说,并非一口咬定当年就是唐虞盛世。那时候有那时候的问题。但是,一当秘书就成了局级,很容易就升上部级,并可以大捞各种油水这类事。居然成为一种“现象”(不止一位而且多位秘书均程度不同地如此,才成“现象”),却是想也不敢想的。

“秘书现象”大概起于八十年代。一次几个老朋友小叙,其中一位曾当过秘书早已退下的朋友不无忧虑地说到,如今的秘书真不得了,一是升官快,一是敢伸手,打着首长的招牌,要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怎样就是怎样。经他那么一说,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和事,确实如此。一位年轻人通过熟人介绍来访,带来他一篇文章让我看看。意思无非求我帮忙润色然后设法发表。我觉得文章无论从思想和文字表达方面均属平平,很难达到发表的目的,表示无能为力。三四年后,我得知此人找我时已是个局级官,现在已荣升副部长。原因是,副部长退休了,他这个讨首长喜欢的秘书顺理成章地接了班。

之所以如此,看来可能首先与“文革”有关。在“文革”中,当秘书的跟着倒楣者不少。首长终于落实政策了,吃了不少苦头的秘书,也因跟着倒楣而得到升官的补偿。与此同时,“文革”中帮派意识的大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去,秘书同其他职务一样,都是由组织分配的一种工作,曾几何时,首长与秘书的关系大变,秘书成了一种特殊的人物,秘书把首长当成自己的靠山、招牌、主子,首长也把秘书当成自己的心腹、代理人(“你是我的人”)。生活上照顾周到之外,首长想做而自己不便开口的,秘书帮他开口。这种事多了,既然首长说了算,秘书于是也说了算。到底是首长要这样做,还是秘书要这样做,下头的人既不敢更无法问个清楚。加上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政府控制经济的情况,一时改变不过来,又缺乏公开透明度,于是,李真们就有很多空子可钻,租赁或出卖他根本不曾拥有、甚至省委书记也不应拥有的权力,大捞特捞。

请注意在李真后加上这个“们”字,秘书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还包括秘书们根据首长的喜怒哀乐而结成一张张网,互相支持,彼此保护,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嘹望》的文章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李真真是个人物,以前是让谁上台谁就上台,现在是让谁下台谁就下台。”请注意下句,其中不是透露了“网”的存在和有待突破吗?

为了解决“秘书现象”,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如何减少乃至根本摆脱行政对市场和例如司法等部门的干预和控制,如何限制首长的权力,加强人民的权力,绝不允许一个人说了算,如何让事情公开透明摒除黑箱作业,等等。最后传来好消息,一是人民代表使用自己权力的自觉性提高了,敢于、勇于说“不”了,一是有的省用投票的办法决定地市一级干部的人选了。希望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0日,]


【附】陶世龙:惊闻牧惠同志逝世

去冬没有回北京,和牧惠同志有十几个月没见面了.他不时将新作发来,间或通过电话交谈,得知身体很好,写作甚勤,原期今冬再聚.孰知他竟突然长逝.

牧惠同志长我一岁,到我们这年龄,对生死已经淡漠,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唯一焦虑的是,付出那样巨大代价写下的历史,正在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歪曲和泯灭.杜牧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只怕是"哀"也无哀起,无所知,还能以何为鉴!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经历的悲哀何其多!有多少话要说.您曾讲道老领导吴有恒“终于带着一肚子该说出来的话到另一个世界了,真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您不要留下遗憾,这些年尽量在说自己要说的话."噩梦醒来,您以杂文制作石头,投掷鬼魅的面具,铺垫民 主的道路",(鄢烈山:悼林公),网络也成了你发抒的场所,由此与五柳村结缘,《待觅的民主新路》和《赛先生的命运》使我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松仔岭事件真相(前言)》终于能为世所知,使您更加重视网络的作用.您曾说凡是已发在网上的文章,五柳村都可以取用.

以为来日尚多,更期待着您的新作,现在竟嘎然终止,须知您还要说的话很多.去年在参加秦川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后不久回到加拿大,在防非典声中又传来慎之先生的噩耗,几个月前老友原地院附中教师张海涛先生突然谢世,在在使我感到有话赶快说.慎之先生对那种把"国粹"打扮成"东方科学"是深 深不以为然的,他准备写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海涛是"文革"的亲历者,在地质学院抓 “516”时,头一个被关押,而且一关就是七年!他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然而什么都没有留下.拿起笔来,敲打键盘,要像萧一湘先生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历史的责任,也是对牧惠同志最好的纪念.

陶世龙,2004/06/14

原发布地址 http://personal.nbnet.nb.ca/stao/sl_muhui.htm

牧惠:从“自律”到“提醒”(2002)

June 9, 2017

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最最痛恨的一种顽症、纳税人的一块心病。

怎样解决?一个时期曾号召自律。用文一点的话说,是注意改造世界观,别让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世界观侵蚀了自己的脑子。有的贪污分子被揭露后,他们自己或别人也往往喜欢在犯罪原因加上“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这一条。

查《辞海》“世界观”条:“亦称‘宇宙观’,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们,由于在社会实践中所处地位不同,特别是阶级地位不同,逐渐形成不同的世界观。……”按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比资产阶级世界观先进,拥有廉洁自律,大公无私等等美德。我没有统计过封建阶级的贪污腐败和资产阶级的贪污腐败的可比数字;但是,无论封建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都认为贪污可耻可杀。资本主义国家一位部长竟仅仅由于多住了几天超标准的豪华房间就得辞职,可见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未必认为贪污光荣。同样,朱元璋对贪官采取的是剥皮的酷刑,他也并不奖励贪官。因此,我颇怀疑,世界观云云,往往是贪官污吏“拉屎不出怪地硬”的一种托词:无论哪一种世界观,也不会认为贪污该得到奖励的。曾经在党校当过教员,所写论文《青年人生论》、《不朽思想的历程》获过奖的原广西合浦县委书记堕落成大贪污犯说明,改造世界观、加强自律,了不得也只能是辅助因素。缺乏应有的监督,缺乏严厉的制裁,柳下惠也难一直坐怀不乱。

于是乃有“提醒”之说。报上说提醒对象主要是群众反映有违纪苗头和其他需要谈话提醒的党员,重点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有关党组织或党员行政领导在接到群众来信或听到反映党员有违纪苗头时,要及时与其谈话,使其警醒和认真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同“自律”比,“提醒”无疑是一个进步,已经具有批评监督的因素。读关于何建林等人钱权交易一案的有关报道。案件的揭露,起因于1998年5月新华社记者到合浦采访所反映的材料因而起中央领导要求严肃查办的“提醒”,于是把一串行贿受贿的腐败分子总共44人都揪了出来,涉及的赃款达七百多万元。“腐败街”的18栋豪华别墅主人有16家或被逮捕,或受处分。“提醒”之重要,不言自明。

但是,在这以前几年,老百姓事实上已用不同方式在“提醒”何建林的上级。报道说,近几年,在合浦,人们私下里议论最多便是“买官卖官”和“腐败街”。在街边、在公园,只要你想听,就有人告诉你:某某是花了多少万买了个局长当;某某花了多少钱去当了镇长、镇书记;某某快下台了,送了钱保住了位置;这些人在位置上顶多一年半载就赚了回来,又买地又买房……传闻中最大最贪的卖官者就是何建林,他甚至连提拔他的连襟当局长也收了10多万。1997年,何建林调离合浦时,有人上街写上“何建林是个大贪官”、“何建林滚出合浦”等标语。这还不够“提醒”?可惜不知何故,这声音硬是传不到南宁,南宁似乎也没有人到合浦来听一听,贪官不仅没裁,反而升了。最后只好麻烦新华社的记者绕道北京拐弯“提醒”。这就值得深思了。

古时有职司采风即搜集民谣的官员,现在的民谣也不少。除了合浦的腐败街外,仅仅我听到的,还有“华尔街”、“棺(官)材街”的种种名目,大约是新华社没有转到北京,于是本省领导还来不及听见小民们的“提醒”。但是,有的案件,明明是北京的,而临省的报纸已经大版大版登出,本省的有关部门仍然视而不见,有待“提醒”。

看来,把这个“提醒”权扩大一些,透明一些,嗓门大一些,很有必要。

(粤海风2002年第三期)


【附】陶世龙:惊闻牧惠同志逝世

去冬没有回北京,和牧惠同志有十几个月没见面了.他不时将新作发来,间或通过电话交谈,得知身体很好,写作甚勤,原期今冬再聚.孰知他竟突然长逝.

牧惠同志长我一岁,到我们这年龄,对生死已经淡漠,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唯一焦虑的是,付出那样巨大代价写下的历史,正在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歪曲和泯灭.杜牧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只怕是"哀"也无哀起,无所知,还能以何为鉴!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经历的悲哀何其多!有多少话要说.您曾讲道老领导吴有恒“终于带着一肚子该说出来的话到另一个世界了,真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您不要留下遗憾,这些年尽量在说自己要说的话."噩梦醒来,您以杂文制作石头,投掷鬼魅的面具,铺垫民 主的道路",(鄢烈山:悼林公),网络也成了你发抒的场所,由此与五柳村结缘,《待觅的民主新路》和《赛先生的命运》使我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松仔岭事件真相(前言)》终于能为世所知,使您更加重视网络的作用.您曾说凡是已发在网上的文章,五柳村都可以取用.

以为来日尚多,更期待着您的新作,现在竟嘎然终止,须知您还要说的话很多.去年在参加秦川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后不久回到加拿大,在防非典声中又传来慎之先生的噩耗,几个月前老友原地院附中教师张海涛先生突然谢世,在在使我感到有话赶快说.慎之先生对那种把"国粹"打扮成"东方科学"是深 深不以为然的,他准备写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海涛是"文革"的亲历者,在地质学院抓 “516”时,头一个被关押,而且一关就是七年!他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然而什么都没有留下.拿起笔来,敲打键盘,要像萧一湘先生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历史的责任,也是对牧惠同志最好的纪念.

陶世龙,2004/06/14

原发布地址 http://personal.nbnet.nb.ca/stao/sl_muhui.htm

李俊华:常识视野中的鲁迅、胡适、民国

June 9, 2017
【按】徜徉在泸沽湖畔时就有了写此文的冲动,因此游玩中时时会有一种恍惚和沉郁不能自拔。只好耐着性子。回来后把那书又翻了一遍才动笔。而游泸沽湖的游记,则只好暂时撇一边了。--李俊华

2500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代表作《政治学》里,清楚地写明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起源于个人,个人才是国家的源头”。也就是说,个人在本质上是不能以其他类似人民、民众、群众等复合词来代替的,因为抽象的复合词都很可能被小部分人所代替,被个别特殊利益集团所借用。这一点,傅国涌先生在他的《史想录》里写得很清楚。他说,比如你到权力部门说,我是人民,你要为我服务。对方立刻会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你能代表人民吗?一句话就把你噎一边去了。原因是人民这个复合词不是单数的,不能变成具体的、单个的人。只有把人还原到每一个人本身,使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都得到保障,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

对此,胡适说得更加直白,他一再告诫青年,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因为国家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之上,不是先有国家后有你个人,而是先有了每一个具体的不可复制的个人,然后再有了国家。

如今,众多的抽象复合词依然铺天盖地、越俎代庖地代表着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人民、阶级、群众、党、组织等等。由于我们作为群体总是被他人所代表,而作为个人我们又什么都不是,我们仅仅是无所不在的空气 。疑惑中,我们把目光转向鲁迅,转向胡适,我们才发现,其实鲁迅也无法代表我们,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大不一样。于是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了民国。

上个世纪前期的民国是什么样子?

那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傅国涌先生回答记者问的话,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电视剧里的台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常识是,一个范畴内集中了最好和最坏两个极端判断,那么其中任何一方想否定对方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可以断定,这个范畴内一定具有多元和丰富的社会内涵。

我更清楚,探究历史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我当然理解傅先生所说的深刻含义。但为了免遭左派朋友质疑,我还是先替傅先生回答“最坏”的劣迹:民国时期的1933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

民国好在哪里呢?

说好处太笼统不行,有溢美嫌疑。所以冷静思考,那个年代传媒相对落后,而最能展示国家风貌、民意民生的,全靠报纸、电台、杂志,而且不能由官方统一操控,舆论必须是自由的。有此前提,文化人的话语权、生存等才最具代表性。也正因此,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的境遇,就是那个时代的风向标,而《申报》、《大公报》等报纸驰名中外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今天我们依旧可以说,一个时代,文化人的言论自由程度,就是这个国家民众的自由度、幸福指数、尊严的总合。

民国特质或说风采,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包容性。既容纳了鲁迅的烈性风格,也容纳了胡适那种平淡、温和的普世价值。即呈现了像周作人风格的小品文,也有张爱玲的风韵,沈从文的格调,与蒋光慈的激烈。然而经过百年沉淀,在民国年间,从容不迫静水深流成为那个时代人最向往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在世纪之交时,有人提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则是胡适的世纪,此话有道理。然鲁迅、胡适各自代表了什么?

客观说,鲁迅给我们提供的是精神家园;胡适给我们提供的是普世价值,两者属于不同的纬度。一个横眉冷对,一个始终微笑,两座高山,两种不同的价值倾向。

傅国涌先生说:鲁迅在我心中是文学的鲁迅,胡适在我心中是文明的胡适,思想的胡适。有人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傅先生说,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关于鲁迅,过去的官媒颂歌已不胜枚举,不必絮言。简言之,鲁迅的最主要的成就是文学,他的语言,他的作品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价值。在1927~ 1936的最后九年间,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绍兴男人住在租界里,过着优哉游哉的写字生涯。他生病要看日本医生,买书也是到日本朋友的内山书店。他的月收入相当于今天的每月两万元人民币。鲁迅从没有过激烈的抗日语言、主张,却也从没有人质疑鲁迅的亲日态度。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思想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的政治主张就是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转移政权的道路。他概括自由主义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允许反对党派存在,二是和平转移政权的途径。自由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兼容的。胡适不太用理论说话,他喜欢用常识说话。

在我们过去的话语圈里,胡适是被妖魔化为“奴颜婢膝的美国走狗”。但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一贯是笑眯眯的胡适在报纸上痛骂国民党“反动”时的金刚怒目。甚至到了台湾,胡适也敢于当面对老蒋说:总统,你错了!这种胆魄,留在大陆的文化人,哪个有?唯一敢的梁漱溟也被领袖骂了个狗血淋头,从此万民噤声。所以,胡适、鲁迅能够在那“白色恐怖”里,直抒胸襟,伸张正义,就说明了那个制度的宽松,这就是常识。

严格说,胡适、鲁迅都是反对派的角色。不同的是,鲁迅在于尖刻批评;胡适在批评之余尚瞩目于渐进式制度改良。那个时代里,鲁迅被认为是深刻的,胡适被认为是浅白的。但是,在胡适浅白的中,却包含着人类最深刻、最质朴的道理。

鲁迅是狷狭的,以至于他死前不久还在说“一个都不宽恕”。而被鲁迅痛骂的公众人物,不仅从未回嘴反击,还能对鲁迅持平和宽容的态度。如梁实秋、陈西滢、叶公超都给鲁迅以极高评价。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回击鲁迅,骂的很难听,胡适写长信批评苏雪林。鲁迅死后,许广平找胡适,就出版《鲁迅全集》请其帮忙。胡适鼎力相助,使得该书得以出版。

胡适有他的缺陷和失败处。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个生日。当着很多人的面,胡适热泪长流。他清楚,他一生致力推行的和平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失败了,进步的可能性没有了。这一点,胡适的绝望和鲁迅的恐惧是共同的。鲁迅曾对好友,也是中共高官的冯雪峰说过,你们的革命胜利时,我是第一个要逃跑的。这说明,一贯支持革命的鲁迅也深知他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

鲁迅的许多文章被选进教科书而世人皆知。但其中打错了板子的却不被人所知,例如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把“左联五烈士”的死斥为国民党对文学青年的残杀。其实五烈士的死与文学无关,他们是死于党内的政治谋杀,死的也不仅是五个,而是二十四个。据今人考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有共产国际背景的王明被“选”为最高领导人,因为选举程序混乱,遭到党内许多人拒绝。党内重要活动家何孟雄、林育南等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反对不合党章的全会精神。当他们在租界举行秘密会议时全部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并在半月后被杀。现在有充足证据证明,是王明的中央给租界巡捕房告密,借刀杀人杀害了自己同志。

而这些鲁迅全然不知……。

前面说到杨杏佛、史量才、李、闻被暗杀暴露了国民党的独裁残暴。事情确实有些吊诡。靠武力、暗杀并没有起到震慑效果,从那以后,报纸舆论的监督力度一如既往,即使到了1947年的内战正酣之时,舆论的自由发声依旧。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报纸发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历数老蒋大舅哥的种种无能、劣迹。傅斯年对报社说,我的稿子一个字都不能改!果然只字未动。然后,傅斯年又连发两文,继续抨击宋子文。半月后的3月1日,宋子文辞职下台。而我们伟人棋高一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让千百万文化人闭口禁言,从此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做顺民,这远比暗杀的子弹震慑而持久。李劼所谓“相比于毛泽东的挥毫泼墨、诗词文章、尤其令胡适都赞不绝口、极具煽惑力的白话文来说,老蒋可以算得是没文化了,然正是因为老蒋的没文化,才是民国人士的福气所在”(大意)。愚笨的老蒋,到死都没有学会他的对手那高超的给文化人戴枷锁、把五亿农民牢牢捆缚在土地上、即使饿死几千万、也丝毫没有揭竿而起的任何可能的出神入化天才手腕。毛、蒋孰优孰劣一望而知。

那时有战乱,有恐怖,可是无论胡适还是鲁迅,身边都聚拢了大批仰慕他们的青年学生。那时的学生是热情的、激进的,他们敢于以胡适、鲁迅这样没有官职、却时时批评政府的文人为师,就是环境宽松的体现。也与二人关心、提携年轻人、诲人不倦有关。胡适把每周日设为接待日,在家中接待不同阶层的人,共商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许多刚刚踏进文学之门的青年求教于鲁迅,请鲁迅帮助改稿子、投稿。这点于今天大不同:今天的年轻人,与思想者稍一接触,立刻退避三舍,或大叫“你格局太大,我等跟不上”;或默不作声、悄然离去。他们太顾忌自己前途、仕途了,他们的敏感和利益的权衡使得精神层面一片空白。六、七十前的年轻人的激情、为国家担当的思想探索,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个人利益的小九九就是学历、聪明、智慧的全部。

我们都曾为鲁迅周围的“白色恐怖”忧心。鲁迅自己也说过,国民党不喜欢他,但是国民党从没有动过他。鲁迅好友曹聚仁也说“鲁迅在1927年后的安全始终没有问题”。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几天后的葬礼有近万人参加,许多被他骂过的人送来挽联。与他素无交往的孔祥熙也送来挽联,高度赞扬鲁迅。

鲁迅有幸生活在一个最适合他生存的时代。他的成就、影响在同时代文人中无人能比。他的生荣死哀也是以后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给予的。而鲁迅与毛泽东也恰如一对知己君臣,都能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对方。鲁迅说过革命胜利时,会第一个逃跑。毛泽东也在1957年在上海会见赵丹、黄宗英等文艺界人士时,回答了好友、翻译家罗稷南的提问:鲁迅活着会怎样?毛平静答道:他或者识趣不说话,或者关在牢里还要写……。

也许,李慎之对鲁迅、胡适的认知最有代表性:这位1923年生于无锡,大学毕业后投奔延安的青年,是开国大典中登上天安门的最年轻的老革命之一。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长期供职于新华社国际部,是1957年毛泽东点名的极右分子。说到年轻时对鲁迅的崇拜和对胡适的轻蔑,他说,鲁迅好在哪里?你看‘窗外,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样天才的语言谁能写得出来!胡适绝对不会这样写,徐志摩也不会,这就是鲁迅,是他独一无二的语言。

走过了几十年坎坷路,晚年的李慎之对制度性思考有了突破性探索、深思。他终于发现,年轻时的选择是走入了歧途。他说,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他终于发出“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重提自由主义。正是李慎之发出“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清醒、理性之声。

就是这样,晚年的李慎之还是“每年数次”被邓小平请进中南海,倾听他的治国理念。对李慎之的执政党和平转型的意见,邓虽不能接受,然终能耐心听之,已属可贵了。

----完----                                

2017.6.7

五柳村2017年6月8日(星期四) 晚上7:36收到

萧蔚彬先生逝世

May 20, 2017

November 15, 2016

黄一龙先生来信
一)转蔚彬女公子微信帖
致各位亲友:
家父萧蔚彬于2016年11月14日晨7点50分因病辞世,享年72岁。再次代他向各位道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维稳、关心于陪伴。潇潇语未歇今天起歇一歇了。
女儿欣欣
 
二)敬送挽联
 

曾經同舟共尽潜犯祸

不陪炎黄成囚万魔春

蔚彬先生毕生为倡导自由传播良知辛劳耕耘,主持《同舟共进》参编《炎黄春秋》,功绩卓著故开罪权贵。先是《同舟共进》刊载革命元勋任仲夷呼吁政治改革的长文而受到严重查处,免去他的总编职务并导致该刊顾问任仲夷、吴南生等全体辞职,其主要操盘者乃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实为正在大肆贪腐且于今年获刑的刑事犯李东生;此后作为《炎黄春秋》的编委,又面临杂志被劫却被诱留任的阴谋,被他严辞拒绝,直至无声地告别这霾毒人间,不陪群魔了。因致悼如上。黄一龙张胜莉哀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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