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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文

抵抗黑暗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光明 – - 胡适先生五十五周年祭

June 10, 2017

作者:群学君

胡适先生
1891.12.27—1962.02.24

01

1962年2月24日下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正在举行新老院士欢迎酒会,参加酒会的,是学术界的最顶尖一群人物。

发表祝酒词的,是71岁的院长胡适先生。他指着台下的一位仪态端庄的女士说:

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大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就是这位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台下坐着的,正是胡适一生引为自豪的学生吴健雄——当时“中央研究院”唯一的女院士,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唯一的华裔女院士,居里夫人之后国际物理学界当之无愧的“女王”。

忽然之间,胡适先生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立刻失去知觉……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吴健雄,当即泣不成声。

一个多钟头以后,噩耗传来。吴健雄号啕痛哭,浑身战栗,如果不是丈夫袁家骝扶着,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两年前,吴健雄的父亲去世。悲痛之际,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写信给胡适先生:我一生受我父亲和您的影响最大,可惜我父亲在今年正月三日在上海故世,从此生死永别,言念及此,肝肠寸断,泪不自禁矣……

终其一生,吴健雄都记得1936年刚到美国,胡适先生写给她的那封信: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

胡适与吴健雄

02

胡适先生的死讯像投向平静湖面的一粒石子,瞬间引起一圈又一圈涟漪。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这个消息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新闻。

第二天一早,女作家苏雪林在报上读到了讣告,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临近中午,正在家里打麻将的梁实秋接了一个电话,几分钟后他回到桌边,另外三个朋友发现他整个人都怔住了。过了好半天,他才说:胡适先生过去了。傍晚,梁实秋接到采访的电话,他说了八个字: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张爱玲先是惊愕,然后回忆起几年前她和胡适最后的那次分别: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适之先生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同样是在美国,唐德刚、周策纵等人组织的白马社则开始筹备“胡适纪念专号”。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陈之藩在英国曼彻斯特含着热泪开始写《在春风里》;李敖开始写《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胡适的论敌徐复观则放下攻击,开始写《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

那一刻,殷海光看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落日的余晖;那一刻,狱中的雷震满眼泪水——他还要等待很多年才会从监狱中走出来。第二天,狱中的雷震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晚上听到胡先生去世的消息,晚上做了一晚的梦。先是大哭,梦中哭醒。后来又做梦,和他在一起……直到天亮起来为止。今日上午看报,我两次流泪,这是卅六年秋葬母以后的第一次哭,可见悲哀之甚。这里送报人说,拿到报,眼就流泪,许多看报的人哭了。

胡适与雷震

03

胡适去世几个钟头以后,蒋介石就在官邸里收到了消息。

第二天,他就安排蒋经国瞻仰遗容,顺便带去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死者为大,但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就在胡适下葬以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这才是心里话。

终其一生,胡适都希望做蒋介石的诤友,可惜,历史没有真正给他机会。

胡适与蒋介石

04

胡适的死讯,在台湾对岸的大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这与几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从1954年开始,经最高领袖授意,大陆发动了浩浩荡荡的“批判胡适运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协共举办了21次批判讨论会,全国各地发表的批判文章,总字数超过300万。高压之下,绝大多数他昔日的友朋同事、门生故旧都不得不公开发表违心之论。

据说,身在美国的胡适把所有他能搜集到的批判文字都读了一遍,其中包括幼子胡思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没有写下任何辩白或者回应的文字,却心心念念受此“牵连”的朋友。

他给朋友沈怡写信说:

(批判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批判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一年以后,与晚辈学者周策纵聊起已在大洋彼岸被树为“神”的论敌鲁迅,胡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他是我们的人。

又过了一年,大陆方面委托在伦敦的陈西滢给胡适带话:我们反对的是胡适先生的思想,不是胡适先生这个人。胡适回答:离开了“胡适的思想”,哪里还有什么“胡适”呢?

胡适在病榻上

05

作家苏小和说,胡适可能是一名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的起点。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没有读懂胡适,很可能到现在为止,你依然是一名没有常识的中国人。

学者朱学勤说,最难能可贵的是,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着与自由主义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他从没有被二十世纪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也没有沦陷在旨在逃避时代的文人情趣中。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这样一种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一辈子,不是圣人,也是奇迹。

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国大使。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偷偷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夫人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说:“一些衣服没舍得穿,还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去世以后,罗家伦去吊唁,江冬秀告诉他,胡先生的全部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这就是26岁就拿260块大洋月薪的胡适,这就是拿着“民国最高版税”的胡适,

1962年3月2日,胡适被安葬在台北南港。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北京大学校旗。

参考文献:

林建刚:《当胡适死去的时候》,《南方都市报》2015年3月15日

东方无忌:何谓辱华?-----评杨舒平现象

June 9, 2017

时文1:人们经常问我:你为什么来马里兰大学?我总是回答:清新的空气。……另一种清新的空气也令我感怀不已——言论自由的空气。

——Shuping Yang(杨舒平):在马里兰大学2017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2017年5月21日

时文2:这次演讲演带来的反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并深感不安。……演讲只是分享自己的留学体验,完全没有对国家及家乡的否定或贬低之一,再次深表歉意,并衷心希望大家给予谅解,今后会吸取教训。

——Adjeinsbt(杨舒平)微博,2017年5月22日

插嘴: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说那里某个城市的的空气“清新”,还对别人“言论自由的空气”“感怀不已”,据说这两句“空气论”闯了弥天大祸,“马大的留学生,当地华人以及在中国的马大校友对其发言内容表示严重不满并敦促校方给出解释。”(新兰网),“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毕业演讲涉嫌辱华”、 “她说美国空气‘又甜又鲜’,台下美国人起立鼓掌,中国留学生气炸了!”(凤凰网),充斥一片辱骂,逼得那位小杨姑娘赶快发推“深表歉意”。看了这段新闻,真不知今夕何夕,难道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真“一代一路”跨过大洋管到美洲去了?还是已经在美国各地成了气候的二奶村小居民们(他们和他们带着转移财产和译员赴美的哥哥姐姐们,在33万留美中国学生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他们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老子在中国操权控制言论、自己在外国宝马香车吃香喝辣之余,也自行建立起第二个“党的领导”,继承法里法外老子们的权力管制同胞了?不过把一个小姑娘称赞美国空气和人权的几句话当成“辱华”重罪去大肆攻击,他们想过没有——他们的总“大大”刚刚说过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其中居然不能包括别人的空气“清新”、别人的言论自由而值得学习这两条吗?那大大还说过中国梦和美国梦“相通”,难道真是意指两国空气的苦味相通臭味相投吗?可叹我雍容大度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龙种,到今天居然产出这堆不肖的跳蚤,这才是真正的“辱华”啊!至于某个长胡子呆在国内掌管言论大权的嘴巴,居然吐出“有的人可能出于个人政治观点仇视现行政治制度,觉得他国‘空气都是甜的,’于是,便想通过间谍活动颠覆现政权”(201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之言,还算人嘴巴里吐出的话吗?

(摘自东方无忌:《从“清洁观”、“辱华观”到“新闻观”(插嘴时文)》)

牧惠:从“秘书现象”看中国政治的演变(2002)

June 9, 2017

果子越传越少,小道消息越传越多。一年以前,社会上就流行开河北一位省委书记的秘书成了大贪宫的种种传闻。曲折离奇,真假难辨。终于从《嘹望》上读到《李真从秘书沦为贪官的警示》,证实确有一位从秘书快速直升为省国税局长的大贪官。这位年仅38岁,从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奔到当上人见人怕、要什么有什么的贪官,仅花十年。之后七年左右,贪污达一千多万。读此文,端的“相见恨晚”:从“双规”到见报,竟花了两年时间!

这篇文章确给我们提出很多耐人寻味的警示也可谓教训,同时还留下好些个疑问。李真这么一个混混(他在案发后胡说自己“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其实,他压根就没有过半丝什么理想、信念),什么机缘使他被选拔为秘书?他作恶多端而且非常露骨得众所周知,何以能混那么久?除了他,“三讲”通过而且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贪官大有人在,能说是“怪现象”?说他没有学会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却学会了“摆谱”训人,“严格要求”的榜样何在?……这些,都可以写出一篇篇文章。我以为,最值得“警示”的,是“新生事物”——“秘书现象”。

什么时候产生“秘书现象”?
本人在五十年代曾经当过几天“黑秀才”,职司省委书记下乡(如今时兴叫调研)的随员和笔杆,因此同好些位首长秘书一起工作过。他们大都是科级、副科级干部,不仅对我们,而且同所有的地方官员、厅局领导都相处甚好,亲密无邪。因为省领导轻车简从,根本不接受任何礼物,他们当然不曾伸手或接受过什么礼品、“土特产”。唯一一次例外是某地生产一种好茶叶,送给首长半斤不到一小包,我们几个人从中“偷”了一撮品尝了一回。因为就一次,茶也确实香,印象特深。他们一当就是三、五、七年,离开首长之时,了不得是提拔为副处长,个别成了处长,只有一位苦熬多年才成了厅局级干部。六十年代初同他们分手,一别二十年,“文革”后重逢,仍是个副处长、处长,还是那辆自行车,住房由原来的二房一厅变成三房一厅。这样说,并非一口咬定当年就是唐虞盛世。那时候有那时候的问题。但是,一当秘书就成了局级,很容易就升上部级,并可以大捞各种油水这类事。居然成为一种“现象”(不止一位而且多位秘书均程度不同地如此,才成“现象”),却是想也不敢想的。

“秘书现象”大概起于八十年代。一次几个老朋友小叙,其中一位曾当过秘书早已退下的朋友不无忧虑地说到,如今的秘书真不得了,一是升官快,一是敢伸手,打着首长的招牌,要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怎样就是怎样。经他那么一说,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和事,确实如此。一位年轻人通过熟人介绍来访,带来他一篇文章让我看看。意思无非求我帮忙润色然后设法发表。我觉得文章无论从思想和文字表达方面均属平平,很难达到发表的目的,表示无能为力。三四年后,我得知此人找我时已是个局级官,现在已荣升副部长。原因是,副部长退休了,他这个讨首长喜欢的秘书顺理成章地接了班。

之所以如此,看来可能首先与“文革”有关。在“文革”中,当秘书的跟着倒楣者不少。首长终于落实政策了,吃了不少苦头的秘书,也因跟着倒楣而得到升官的补偿。与此同时,“文革”中帮派意识的大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去,秘书同其他职务一样,都是由组织分配的一种工作,曾几何时,首长与秘书的关系大变,秘书成了一种特殊的人物,秘书把首长当成自己的靠山、招牌、主子,首长也把秘书当成自己的心腹、代理人(“你是我的人”)。生活上照顾周到之外,首长想做而自己不便开口的,秘书帮他开口。这种事多了,既然首长说了算,秘书于是也说了算。到底是首长要这样做,还是秘书要这样做,下头的人既不敢更无法问个清楚。加上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政府控制经济的情况,一时改变不过来,又缺乏公开透明度,于是,李真们就有很多空子可钻,租赁或出卖他根本不曾拥有、甚至省委书记也不应拥有的权力,大捞特捞。

请注意在李真后加上这个“们”字,秘书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还包括秘书们根据首长的喜怒哀乐而结成一张张网,互相支持,彼此保护,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嘹望》的文章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李真真是个人物,以前是让谁上台谁就上台,现在是让谁下台谁就下台。”请注意下句,其中不是透露了“网”的存在和有待突破吗?

为了解决“秘书现象”,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如何减少乃至根本摆脱行政对市场和例如司法等部门的干预和控制,如何限制首长的权力,加强人民的权力,绝不允许一个人说了算,如何让事情公开透明摒除黑箱作业,等等。最后传来好消息,一是人民代表使用自己权力的自觉性提高了,敢于、勇于说“不”了,一是有的省用投票的办法决定地市一级干部的人选了。希望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0日,]


【附】陶世龙:惊闻牧惠同志逝世

去冬没有回北京,和牧惠同志有十几个月没见面了.他不时将新作发来,间或通过电话交谈,得知身体很好,写作甚勤,原期今冬再聚.孰知他竟突然长逝.

牧惠同志长我一岁,到我们这年龄,对生死已经淡漠,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唯一焦虑的是,付出那样巨大代价写下的历史,正在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歪曲和泯灭.杜牧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只怕是"哀"也无哀起,无所知,还能以何为鉴!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经历的悲哀何其多!有多少话要说.您曾讲道老领导吴有恒“终于带着一肚子该说出来的话到另一个世界了,真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您不要留下遗憾,这些年尽量在说自己要说的话."噩梦醒来,您以杂文制作石头,投掷鬼魅的面具,铺垫民 主的道路",(鄢烈山:悼林公),网络也成了你发抒的场所,由此与五柳村结缘,《待觅的民主新路》和《赛先生的命运》使我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松仔岭事件真相(前言)》终于能为世所知,使您更加重视网络的作用.您曾说凡是已发在网上的文章,五柳村都可以取用.

以为来日尚多,更期待着您的新作,现在竟嘎然终止,须知您还要说的话很多.去年在参加秦川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后不久回到加拿大,在防非典声中又传来慎之先生的噩耗,几个月前老友原地院附中教师张海涛先生突然谢世,在在使我感到有话赶快说.慎之先生对那种把"国粹"打扮成"东方科学"是深 深不以为然的,他准备写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海涛是"文革"的亲历者,在地质学院抓 “516”时,头一个被关押,而且一关就是七年!他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然而什么都没有留下.拿起笔来,敲打键盘,要像萧一湘先生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历史的责任,也是对牧惠同志最好的纪念.

陶世龙,2004/06/14

原发布地址 http://personal.nbnet.nb.ca/stao/sl_muhui.htm

牧惠:从“自律”到“提醒”(2002)

June 9, 2017

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最最痛恨的一种顽症、纳税人的一块心病。

怎样解决?一个时期曾号召自律。用文一点的话说,是注意改造世界观,别让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世界观侵蚀了自己的脑子。有的贪污分子被揭露后,他们自己或别人也往往喜欢在犯罪原因加上“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这一条。

查《辞海》“世界观”条:“亦称‘宇宙观’,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们,由于在社会实践中所处地位不同,特别是阶级地位不同,逐渐形成不同的世界观。……”按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比资产阶级世界观先进,拥有廉洁自律,大公无私等等美德。我没有统计过封建阶级的贪污腐败和资产阶级的贪污腐败的可比数字;但是,无论封建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都认为贪污可耻可杀。资本主义国家一位部长竟仅仅由于多住了几天超标准的豪华房间就得辞职,可见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未必认为贪污光荣。同样,朱元璋对贪官采取的是剥皮的酷刑,他也并不奖励贪官。因此,我颇怀疑,世界观云云,往往是贪官污吏“拉屎不出怪地硬”的一种托词:无论哪一种世界观,也不会认为贪污该得到奖励的。曾经在党校当过教员,所写论文《青年人生论》、《不朽思想的历程》获过奖的原广西合浦县委书记堕落成大贪污犯说明,改造世界观、加强自律,了不得也只能是辅助因素。缺乏应有的监督,缺乏严厉的制裁,柳下惠也难一直坐怀不乱。

于是乃有“提醒”之说。报上说提醒对象主要是群众反映有违纪苗头和其他需要谈话提醒的党员,重点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有关党组织或党员行政领导在接到群众来信或听到反映党员有违纪苗头时,要及时与其谈话,使其警醒和认真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同“自律”比,“提醒”无疑是一个进步,已经具有批评监督的因素。读关于何建林等人钱权交易一案的有关报道。案件的揭露,起因于1998年5月新华社记者到合浦采访所反映的材料因而起中央领导要求严肃查办的“提醒”,于是把一串行贿受贿的腐败分子总共44人都揪了出来,涉及的赃款达七百多万元。“腐败街”的18栋豪华别墅主人有16家或被逮捕,或受处分。“提醒”之重要,不言自明。

但是,在这以前几年,老百姓事实上已用不同方式在“提醒”何建林的上级。报道说,近几年,在合浦,人们私下里议论最多便是“买官卖官”和“腐败街”。在街边、在公园,只要你想听,就有人告诉你:某某是花了多少万买了个局长当;某某花了多少钱去当了镇长、镇书记;某某快下台了,送了钱保住了位置;这些人在位置上顶多一年半载就赚了回来,又买地又买房……传闻中最大最贪的卖官者就是何建林,他甚至连提拔他的连襟当局长也收了10多万。1997年,何建林调离合浦时,有人上街写上“何建林是个大贪官”、“何建林滚出合浦”等标语。这还不够“提醒”?可惜不知何故,这声音硬是传不到南宁,南宁似乎也没有人到合浦来听一听,贪官不仅没裁,反而升了。最后只好麻烦新华社的记者绕道北京拐弯“提醒”。这就值得深思了。

古时有职司采风即搜集民谣的官员,现在的民谣也不少。除了合浦的腐败街外,仅仅我听到的,还有“华尔街”、“棺(官)材街”的种种名目,大约是新华社没有转到北京,于是本省领导还来不及听见小民们的“提醒”。但是,有的案件,明明是北京的,而临省的报纸已经大版大版登出,本省的有关部门仍然视而不见,有待“提醒”。

看来,把这个“提醒”权扩大一些,透明一些,嗓门大一些,很有必要。

(粤海风2002年第三期)


【附】陶世龙:惊闻牧惠同志逝世

去冬没有回北京,和牧惠同志有十几个月没见面了.他不时将新作发来,间或通过电话交谈,得知身体很好,写作甚勤,原期今冬再聚.孰知他竟突然长逝.

牧惠同志长我一岁,到我们这年龄,对生死已经淡漠,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唯一焦虑的是,付出那样巨大代价写下的历史,正在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歪曲和泯灭.杜牧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只怕是"哀"也无哀起,无所知,还能以何为鉴!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经历的悲哀何其多!有多少话要说.您曾讲道老领导吴有恒“终于带着一肚子该说出来的话到另一个世界了,真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您不要留下遗憾,这些年尽量在说自己要说的话."噩梦醒来,您以杂文制作石头,投掷鬼魅的面具,铺垫民 主的道路",(鄢烈山:悼林公),网络也成了你发抒的场所,由此与五柳村结缘,《待觅的民主新路》和《赛先生的命运》使我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松仔岭事件真相(前言)》终于能为世所知,使您更加重视网络的作用.您曾说凡是已发在网上的文章,五柳村都可以取用.

以为来日尚多,更期待着您的新作,现在竟嘎然终止,须知您还要说的话很多.去年在参加秦川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后不久回到加拿大,在防非典声中又传来慎之先生的噩耗,几个月前老友原地院附中教师张海涛先生突然谢世,在在使我感到有话赶快说.慎之先生对那种把"国粹"打扮成"东方科学"是深 深不以为然的,他准备写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海涛是"文革"的亲历者,在地质学院抓 “516”时,头一个被关押,而且一关就是七年!他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然而什么都没有留下.拿起笔来,敲打键盘,要像萧一湘先生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历史的责任,也是对牧惠同志最好的纪念.

陶世龙,2004/06/14

原发布地址 http://personal.nbnet.nb.ca/stao/sl_muhui.htm

李俊华:常识视野中的鲁迅、胡适、民国

June 9, 2017
【按】徜徉在泸沽湖畔时就有了写此文的冲动,因此游玩中时时会有一种恍惚和沉郁不能自拔。只好耐着性子。回来后把那书又翻了一遍才动笔。而游泸沽湖的游记,则只好暂时撇一边了。--李俊华

2500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代表作《政治学》里,清楚地写明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起源于个人,个人才是国家的源头”。也就是说,个人在本质上是不能以其他类似人民、民众、群众等复合词来代替的,因为抽象的复合词都很可能被小部分人所代替,被个别特殊利益集团所借用。这一点,傅国涌先生在他的《史想录》里写得很清楚。他说,比如你到权力部门说,我是人民,你要为我服务。对方立刻会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你能代表人民吗?一句话就把你噎一边去了。原因是人民这个复合词不是单数的,不能变成具体的、单个的人。只有把人还原到每一个人本身,使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都得到保障,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

对此,胡适说得更加直白,他一再告诫青年,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因为国家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之上,不是先有国家后有你个人,而是先有了每一个具体的不可复制的个人,然后再有了国家。

如今,众多的抽象复合词依然铺天盖地、越俎代庖地代表着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人民、阶级、群众、党、组织等等。由于我们作为群体总是被他人所代表,而作为个人我们又什么都不是,我们仅仅是无所不在的空气 。疑惑中,我们把目光转向鲁迅,转向胡适,我们才发现,其实鲁迅也无法代表我们,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大不一样。于是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了民国。

上个世纪前期的民国是什么样子?

那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傅国涌先生回答记者问的话,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电视剧里的台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常识是,一个范畴内集中了最好和最坏两个极端判断,那么其中任何一方想否定对方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可以断定,这个范畴内一定具有多元和丰富的社会内涵。

我更清楚,探究历史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我当然理解傅先生所说的深刻含义。但为了免遭左派朋友质疑,我还是先替傅先生回答“最坏”的劣迹:民国时期的1933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

民国好在哪里呢?

说好处太笼统不行,有溢美嫌疑。所以冷静思考,那个年代传媒相对落后,而最能展示国家风貌、民意民生的,全靠报纸、电台、杂志,而且不能由官方统一操控,舆论必须是自由的。有此前提,文化人的话语权、生存等才最具代表性。也正因此,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的境遇,就是那个时代的风向标,而《申报》、《大公报》等报纸驰名中外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今天我们依旧可以说,一个时代,文化人的言论自由程度,就是这个国家民众的自由度、幸福指数、尊严的总合。

民国特质或说风采,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包容性。既容纳了鲁迅的烈性风格,也容纳了胡适那种平淡、温和的普世价值。即呈现了像周作人风格的小品文,也有张爱玲的风韵,沈从文的格调,与蒋光慈的激烈。然而经过百年沉淀,在民国年间,从容不迫静水深流成为那个时代人最向往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在世纪之交时,有人提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则是胡适的世纪,此话有道理。然鲁迅、胡适各自代表了什么?

客观说,鲁迅给我们提供的是精神家园;胡适给我们提供的是普世价值,两者属于不同的纬度。一个横眉冷对,一个始终微笑,两座高山,两种不同的价值倾向。

傅国涌先生说:鲁迅在我心中是文学的鲁迅,胡适在我心中是文明的胡适,思想的胡适。有人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傅先生说,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关于鲁迅,过去的官媒颂歌已不胜枚举,不必絮言。简言之,鲁迅的最主要的成就是文学,他的语言,他的作品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价值。在1927~ 1936的最后九年间,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绍兴男人住在租界里,过着优哉游哉的写字生涯。他生病要看日本医生,买书也是到日本朋友的内山书店。他的月收入相当于今天的每月两万元人民币。鲁迅从没有过激烈的抗日语言、主张,却也从没有人质疑鲁迅的亲日态度。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思想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的政治主张就是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转移政权的道路。他概括自由主义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允许反对党派存在,二是和平转移政权的途径。自由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兼容的。胡适不太用理论说话,他喜欢用常识说话。

在我们过去的话语圈里,胡适是被妖魔化为“奴颜婢膝的美国走狗”。但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一贯是笑眯眯的胡适在报纸上痛骂国民党“反动”时的金刚怒目。甚至到了台湾,胡适也敢于当面对老蒋说:总统,你错了!这种胆魄,留在大陆的文化人,哪个有?唯一敢的梁漱溟也被领袖骂了个狗血淋头,从此万民噤声。所以,胡适、鲁迅能够在那“白色恐怖”里,直抒胸襟,伸张正义,就说明了那个制度的宽松,这就是常识。

严格说,胡适、鲁迅都是反对派的角色。不同的是,鲁迅在于尖刻批评;胡适在批评之余尚瞩目于渐进式制度改良。那个时代里,鲁迅被认为是深刻的,胡适被认为是浅白的。但是,在胡适浅白的中,却包含着人类最深刻、最质朴的道理。

鲁迅是狷狭的,以至于他死前不久还在说“一个都不宽恕”。而被鲁迅痛骂的公众人物,不仅从未回嘴反击,还能对鲁迅持平和宽容的态度。如梁实秋、陈西滢、叶公超都给鲁迅以极高评价。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回击鲁迅,骂的很难听,胡适写长信批评苏雪林。鲁迅死后,许广平找胡适,就出版《鲁迅全集》请其帮忙。胡适鼎力相助,使得该书得以出版。

胡适有他的缺陷和失败处。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个生日。当着很多人的面,胡适热泪长流。他清楚,他一生致力推行的和平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失败了,进步的可能性没有了。这一点,胡适的绝望和鲁迅的恐惧是共同的。鲁迅曾对好友,也是中共高官的冯雪峰说过,你们的革命胜利时,我是第一个要逃跑的。这说明,一贯支持革命的鲁迅也深知他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

鲁迅的许多文章被选进教科书而世人皆知。但其中打错了板子的却不被人所知,例如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把“左联五烈士”的死斥为国民党对文学青年的残杀。其实五烈士的死与文学无关,他们是死于党内的政治谋杀,死的也不仅是五个,而是二十四个。据今人考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有共产国际背景的王明被“选”为最高领导人,因为选举程序混乱,遭到党内许多人拒绝。党内重要活动家何孟雄、林育南等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反对不合党章的全会精神。当他们在租界举行秘密会议时全部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并在半月后被杀。现在有充足证据证明,是王明的中央给租界巡捕房告密,借刀杀人杀害了自己同志。

而这些鲁迅全然不知……。

前面说到杨杏佛、史量才、李、闻被暗杀暴露了国民党的独裁残暴。事情确实有些吊诡。靠武力、暗杀并没有起到震慑效果,从那以后,报纸舆论的监督力度一如既往,即使到了1947年的内战正酣之时,舆论的自由发声依旧。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报纸发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历数老蒋大舅哥的种种无能、劣迹。傅斯年对报社说,我的稿子一个字都不能改!果然只字未动。然后,傅斯年又连发两文,继续抨击宋子文。半月后的3月1日,宋子文辞职下台。而我们伟人棋高一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让千百万文化人闭口禁言,从此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做顺民,这远比暗杀的子弹震慑而持久。李劼所谓“相比于毛泽东的挥毫泼墨、诗词文章、尤其令胡适都赞不绝口、极具煽惑力的白话文来说,老蒋可以算得是没文化了,然正是因为老蒋的没文化,才是民国人士的福气所在”(大意)。愚笨的老蒋,到死都没有学会他的对手那高超的给文化人戴枷锁、把五亿农民牢牢捆缚在土地上、即使饿死几千万、也丝毫没有揭竿而起的任何可能的出神入化天才手腕。毛、蒋孰优孰劣一望而知。

那时有战乱,有恐怖,可是无论胡适还是鲁迅,身边都聚拢了大批仰慕他们的青年学生。那时的学生是热情的、激进的,他们敢于以胡适、鲁迅这样没有官职、却时时批评政府的文人为师,就是环境宽松的体现。也与二人关心、提携年轻人、诲人不倦有关。胡适把每周日设为接待日,在家中接待不同阶层的人,共商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许多刚刚踏进文学之门的青年求教于鲁迅,请鲁迅帮助改稿子、投稿。这点于今天大不同:今天的年轻人,与思想者稍一接触,立刻退避三舍,或大叫“你格局太大,我等跟不上”;或默不作声、悄然离去。他们太顾忌自己前途、仕途了,他们的敏感和利益的权衡使得精神层面一片空白。六、七十前的年轻人的激情、为国家担当的思想探索,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个人利益的小九九就是学历、聪明、智慧的全部。

我们都曾为鲁迅周围的“白色恐怖”忧心。鲁迅自己也说过,国民党不喜欢他,但是国民党从没有动过他。鲁迅好友曹聚仁也说“鲁迅在1927年后的安全始终没有问题”。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几天后的葬礼有近万人参加,许多被他骂过的人送来挽联。与他素无交往的孔祥熙也送来挽联,高度赞扬鲁迅。

鲁迅有幸生活在一个最适合他生存的时代。他的成就、影响在同时代文人中无人能比。他的生荣死哀也是以后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给予的。而鲁迅与毛泽东也恰如一对知己君臣,都能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对方。鲁迅说过革命胜利时,会第一个逃跑。毛泽东也在1957年在上海会见赵丹、黄宗英等文艺界人士时,回答了好友、翻译家罗稷南的提问:鲁迅活着会怎样?毛平静答道:他或者识趣不说话,或者关在牢里还要写……。

也许,李慎之对鲁迅、胡适的认知最有代表性:这位1923年生于无锡,大学毕业后投奔延安的青年,是开国大典中登上天安门的最年轻的老革命之一。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长期供职于新华社国际部,是1957年毛泽东点名的极右分子。说到年轻时对鲁迅的崇拜和对胡适的轻蔑,他说,鲁迅好在哪里?你看‘窗外,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样天才的语言谁能写得出来!胡适绝对不会这样写,徐志摩也不会,这就是鲁迅,是他独一无二的语言。

走过了几十年坎坷路,晚年的李慎之对制度性思考有了突破性探索、深思。他终于发现,年轻时的选择是走入了歧途。他说,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他终于发出“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重提自由主义。正是李慎之发出“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清醒、理性之声。

就是这样,晚年的李慎之还是“每年数次”被邓小平请进中南海,倾听他的治国理念。对李慎之的执政党和平转型的意见,邓虽不能接受,然终能耐心听之,已属可贵了。

----完----                                

2017.6.7

五柳村2017年6月8日(星期四) 晚上7:36收到

萧蔚彬先生逝世

May 20, 2017

November 15, 2016

黄一龙先生来信
一)转蔚彬女公子微信帖
致各位亲友:
家父萧蔚彬于2016年11月14日晨7点50分因病辞世,享年72岁。再次代他向各位道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维稳、关心于陪伴。潇潇语未歇今天起歇一歇了。
女儿欣欣
 
二)敬送挽联
 

曾經同舟共尽潜犯祸

不陪炎黄成囚万魔春

蔚彬先生毕生为倡导自由传播良知辛劳耕耘,主持《同舟共进》参编《炎黄春秋》,功绩卓著故开罪权贵。先是《同舟共进》刊载革命元勋任仲夷呼吁政治改革的长文而受到严重查处,免去他的总编职务并导致该刊顾问任仲夷、吴南生等全体辞职,其主要操盘者乃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实为正在大肆贪腐且于今年获刑的刑事犯李东生;此后作为《炎黄春秋》的编委,又面临杂志被劫却被诱留任的阴谋,被他严辞拒绝,直至无声地告别这霾毒人间,不陪群魔了。因致悼如上。黄一龙张胜莉哀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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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建筑大师 百岁华诞

April 26, 2017

在现代主义建筑领域,贝聿铭的成就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美籍华人建筑设计师以其棱角分明,外型抽象的几何型建筑设计在西方一举成名,德国也同样可以找到其建筑艺术的足迹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一次重要的落成典礼上,著名设计师贝聿铭险些被冷落。1989年3月的一天,为卢浮宫金字塔举行的落成庆典即将开始,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的修补和清理工作,没有人知道,人群中这位不起眼的亚洲人,就是这座建筑物的设计师。据《洛杉矶时报》当年报道,当贝聿铭被拦在警戒线外不被获准参加典礼时,他一边对警卫说:"我就是这座建筑物的设计师。"一边急着在钱夹中寻找证件。现如今,玻璃金字塔早已成了现代巴黎的标志性建筑。

 
地标性的玻璃金字塔:光线的艺术作品
4月26日,这位在纽约生活的美籍华人迎来100岁生日。卢浮宫每年吸引大约八百万多游客前来参观,除了馆藏的蒙娜·丽莎和维纳斯等艺术珍宝之外,贝聿铭设计的21米高的玻璃金字塔,也是游客必看的项目。事实上,按照最初设计方案,金字塔每年接待游客的上限为450万人。透过玻璃外墙,阳光可以直接照射到地下的大厅,而贝聿铭也因此被誉为"光线大师"。

贝聿铭1917年生于广州,青少年时代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度过,直至17岁时移民美国。酷爱艺术的父母让青年贝聿铭接受了最好的建筑学教育:1935年入读宾州大学,稍后又转学至麻省理工学院,19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设计学院,他先后师从于包豪斯建筑大师马塞尔·布劳尔以及瓦尔特·格鲁皮斯。

二战爆发后,贝聿铭无法返回中国,先后在波士顿,纽约和洛杉矶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加入美国籍后,贝聿铭参与了一系列城建项目,比如丹佛的Mile High中心,芝加哥的海德公园重建项目以及蒙特利尔的玛丽广场。在纽约韦伯克纳波设计所就职不久后,贝聿铭独立创业,成立了"贝氏及伙伴设计事务所"。得益于建筑巨头扎肯多夫公司的鼎力支持,贝聿铭的设计灵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

稍后,一些影响巨大的设计订单接踵而至,其中包括华盛顿国家艺术画廊和波士顿肯尼迪总统纪念博物馆。成为享誉全球的设计师之后,贝聿铭还曾同妻子一道返回中国,并在当地也参与了一些项目的设计。贝聿铭夫妇育有三子一女。贝聿铭到世界各地从事设计工作时,往往会全家出动,因为妻子和儿女也希望对他的工作助一臂之力。

"贝聿铭赋予了我们这个世纪很多绝美的内饰和外型。"普里兹克建筑奖评委们1983年向贝聿铭宣布获奖理由时如是说。"他的多才多艺以及他对材料的绝妙运用赋予了他的建筑设计某种诗意。"普里兹克奖被视为建筑设计行业的最高奖项。但是,贝聿铭的设计才华也并不总是立即得到认可。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建成后,很多人戏称这是迪斯尼乐园的延伸,更多的人批评这一设计太过随意,近乎荒唐滑稽等等。

 
贝聿铭为德国历史博物馆设计的新翼建筑
贝聿铭应邀为德国历史博物馆设计的展厅副楼,而这一决定本身就立即引发了一股强烈的抗议潮:时任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直接下令将设计订单交给了贝聿铭,因为此时的贝聿铭已不参加设计招标活动。然而,1997年设计草案一公布,贝聿铭的才华令所有人折服,那些批评声也就消失了。2003年,这一副楼交付使用后,被博物馆形容为一座"美得令人窒息的建筑"。

 
香港: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
批评声从不会影响到贝聿铭的设计热情,在亚洲同样如此。1982年为北京设计香山饭店后,他又先后接手了香港的中国银行主楼以及京都附近的美秀博物馆的设计。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贝格曾写道,在美秀博物馆和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设计中,贝聿铭尝试着在西方现代设计中融入其他文化圈的因素。他写道:"贝聿铭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总是在探索新的事物。"

达扬/雨涵(德新社)日期 25.04.2017

 

叶兵:胡耀邦夫妇骨灰合葬江西共青城

April 16, 2017

VOA 2017年4月16日 12:55 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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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5日,李昭骨灰葬于其夫胡耀邦墓旁。(钱江拍摄)

   北京 —  
4月15日,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胡耀邦夫人李昭的骨灰由其子女护送,前往位于江西共青城的富华山胡耀邦陵园,与胡耀邦骨灰合葬一处。当天是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8周年。

 
2017年4月15日,胡耀邦子女和其他亲属在胡耀邦李昭墓前合影。(微信图片)

胡耀邦和李昭的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及其他亲属出席了当天上午举行的安葬仪式。出席者中还有李昭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和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

 
2017年4月15日,李昭骨灰在胡耀邦陵墓安葬仪式现场。(钱江拍摄

两千多手持鲜花的民众和小学生列队参加了这次简短的活动。现场有警方特勤人员维持秩序。九江市政协副主席、中共共青城市委书记王丰鹏主持仪式。江西省和九江市党政机关送的哀悼李昭的花圈摆放在墓前。

中国主要官方媒体对这次活动鲜少报道。至当天午夜,美国之音记者在谷歌、百度上并未搜索到关于此次合葬仪式的官媒新闻报道,但发现中新社上传网络的少量相关图片。

李昭遗体告别仪式3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率众多现任和离任高官出席致哀,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悼念,但主要官媒未予报道。这是近20年前邓小平追悼会之后,北京出现的最大送葬人群,再现官民同时祭拜场景,也令人连想到1989年四月北京学生和市民对胡耀邦逝世的自发悼念。

据报道,富华山胡耀邦陵园建成后,每年4月15日都有成百上千民众前往,向这位已故中共领导人表达敬意。

2015年年11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高规格纪念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胡耀邦作出高度评价。不过,胡耀邦当年被指处理学运“不力”等问题官方至今仍未触及。

有报道说,2012年7月习近平对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说,胡耀邦是中共的正资产,在纪念胡耀邦时不要把这位前领导人跟党的历史对立。

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期间,使得数千万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期间被打倒老干部“摘帽儿”恢复名誉,其亲属子女得到社会平等对待。

时任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开明、清廉和亲民的形象与后来许多中共贪官的专横跋扈和骄奢淫逸形成了鲜明对照。胡耀邦由于实行三不(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等相对的政治宽松和言论自由政策而遭到整肃,引发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不满。

1986-87学运期间,“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邓小平等政治老人废黜被认为“反自由化不力”的胡耀邦,改用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出任总书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突发心脏病逝世,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悼念,后来发展成学生和市民要民主、反贪腐的大规模运动,六四镇压后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上台,赵紫阳因“支持动乱”而被罢免和软禁十余年。

当时,北京的主政者把八九民运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动用军队进行镇压,杀害了数百甚至可能更多的学生和市民。一年后,官方改口,把这六四事件称为“政治风波”。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后,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自发悼念,后来演变成八九民运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资中筠先生访谈录

April 11, 2017
2017-04-10 赵梅 资中筠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被访人: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访问人: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问:我在1996年曾对您进行过采访,那篇访谈发表在当年《国际经济评论》创刊号上。在纪念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我很想续写对您的访谈,以探寻您的学术思想历程,以及您对美国及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看法。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您对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答:我目前正在整理以前的作品,准备出自选集。借此机会把专著以外的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章重读了一遍,自己认为,不少现在还有发表的价值,因为好多材料现在的人可能并不太清楚。我那个时候还是真下了功夫,钻档案,泡图书馆。可惜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那一阵子的文章,我觉得都挺浓缩的,而且有些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比如说,收入你和胡国成编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50周年论文集中的《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联合国成立的过程。我认为联合国创始时所设想的原则与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平等原则并不是一回事。联合国从概念的形成到建立的全过程,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还有中国如何成为“五常成员”等。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和当时各国的微妙关系。还有那篇1996年发表在《美国研究》上的《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一文。我在文章中探讨了中美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中美两国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等问题。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中美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有许多外交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

 

我所做的这类研究,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台湾问题的由来,对历史过程、当时是怎么回事,叙述得非常详细,现在很多人不见得清楚。我这样说,是因为几年前我参加一次座谈会,会上谈到了台湾问题。有位年轻学者说,现在这么多国内学者,怎么就不把台湾问题的由来说说清楚。我当时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而且非常详细,是你自己没看。所以,我觉得以前写的这些文章还是值得再版的。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收录到自选集中了。

 

再比如,我为《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一书写的绪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舞台上的美国》。我后来重读这篇作于1988年,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觉得我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仍站得住脚。文章结尾处写道,美国的强点,或者说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和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将继续处于攻势。……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一定限度,所以实际上对不同对象还将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教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重要因素。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冷战刚刚结束,没有引起国人任何注意,而后来亨廷顿提出此观点,就马上引起国内学者热议。当然当时我只是凭直觉,没有进行任何论证,其依据是对刚发生的海湾战争的观察。同一篇文章也有预言错了的,就是我说在可以预言的将来,雅尔塔格局不会有很大变化。在《外交史》正式出版时,苏东剧变,雅尔塔格局荡然无存。这一错误判断,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而后有《冷眼向洋》之作。

 

这一批文章,有些情况和数据过时了,但是思路和脉络现在还是管用的。

 

问:正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您觉得这是因为现在人们很难有时间专心读书吗?

 

答:我常觉得国内的学者,至少是国际研究界,不大看同行的著作比如说,我那本初版于2003年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原名为《散财之道》,访问人注)一书。这本书再版过很多次,现在又再版了。它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以外的很多地方,挺有影响的,还有人买了书请我签名,但是我发现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却很少看。所以有个小青年,就大胆地抄袭,结果她的论文通过了答辩,可见那些答辩委员也没太看这本书。而且,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即《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这篇文章,早已发表在《美国研究》上。那个小青年的论文也不加引证地剽取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她不可能见到的资料。当时我就想,我写了这么半天,在美国研究这个环境里,大家似乎没有印象。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各自写各自的东西,不看同行的作品,只看外国人写的。即使看了国内学者写的东西,也不引,觉得好像引外文资料更显得有学问,结果有些明明是间接引语,变成了直接引语,实际上是违规的。在我看来,历史学界似乎略好一些,他们一般了解其他人写了些什么和不同的观点,所以还有争论

 

再比如,最近一份由美方资助、国内学者写的综合评述中国美国研究的研究报告,多罗列大量的书名,而不讲内容和观点,看不出研究的实质进展,我注意到,只有一次提到《冷眼向洋》这本书,一笔带过,还把它放在文化类中。我觉得做综述的人很可能好多书都没有浏览过。可能现在习惯于狭隘地分类,而《冷眼向洋》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宽的,放在哪一类也许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觉得可以放在历史类,因为整个是写20世纪的美国,或是放在政治思想类。归类的确是比较难做的。问题不在于把这本书放在哪一类,而在于这份报告只罗列了一个清单,基本没有观点。这几十年来,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研究了哪些问题,看法如何,有哪些新的发展,哪些人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写过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感觉到,我们美国研究做了30年了,如果这30年的成果连做这方面研究的专业人士都不能互相吸取营养,是令人遗憾的。这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任东来那些有关美国司法的文章就很好,也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我不知道我们美国研究界有几个人认真读了这类研究,不是热点问题,也不是美国人所特别关注的,因为美国人觉得这些问题是过去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说,却很值得研究。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好像是狗熊掰棒子,以前很多人做的工作都不算,再重头来。包括有关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讨论,一百年前人家早就把观点说清楚了,现在又来讨论了。现在不去说这个,我说的是美国研究界。

 

你去翻一翻《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这是在《美国研究》公开出版前美国所编的杂志。我发现在那个时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有不少很好的文章。那时美国所刚建所,只出内部资料,没有公开出版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翻译、介绍美国的作品,有一些国内学者写的文章。有一些介绍美国基本情况的文章,不见得现在大家都清楚。那时人的心气不一样,特别想了解美国,吸收美国的经验,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当基本,但却与本质的问题有关。这是很宝贵的。我记得《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过一些关于美国宗教、社会的流动性等问题的文章,现在说起来好像是ABC了,但不见得现在中国美国研究界的人都具备这些常识和知识。

 

问:美国所创办初期,美国所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的基础性研究的文章,现在国内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现实问题。您觉得这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心态的变化有关吗?

 

答:这是一方面原因。美国所建所初期,那时的人觉得对美国确实不了解,拼命想知道;另一方面则与现在整个学风有关。80年代的人求知欲非常旺盛。我记得1986年,为纪念《美国宪法》通过二百周年,国内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那次会就很好,好多人真正在研究美国宪法。那时,李道揆觉得原来的译本不令人满意,于是重新翻译了《美国宪法》。那时的学者还下这种功夫,现在整个学风是比较浮躁的,非常急功近利,不想潜心做些事,客观上也缺乏这样的氛围。有些人还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想当政府的“智囊”。

 

问:能不能请您讲一下您自己研究美国的过程?

 

答:我个人的研究是从中美关系开始的。我是从国际问题研究过来的,那是因为我原来从事对外活动的工作,只能研究对外政策、研究外交关系。但是当我有机会坐下来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从所未见的档案资料时,就埋头于这些资料。

 

第一篇长文是《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载于《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2期),后来写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解密的那个时期的美国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都看了,有关中国的电报我一页一页地读。那时没有电脑,我是抄的,我抄了好几个笔记本。这篇文章发表时刚好赶上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公报》谈判尾声,所以受到很大注意,《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但是实际上那纯粹是巧合,我并非奉命或有意配合。后来我觉得不能局限于中美两家,到了社科院美国所之后,有了条件,就拓开去,所以我的第二本书就不是研究美国对华政策,而是美国对全世界的外交关系。这是集体项目,由我主持,并撰写了最多的章节。然后,我觉得不能光研究“关系”,需要研究对象的本身,我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美国自身的问题,以后就是《冷眼向洋》这本书。通过这本书的撰写,我自己觉得眼界大为开阔。

 

我觉得现在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求知欲每次我写书或文章,就是特别想弄明白一些问题,于是去找资料,去问学,有了心得然后写出书和文章。我觉得现在是倒过来,是课题先行,限期完成任务,然后分头写作,像工厂车间一样出活。过去《美国研究》上发表过一些非常好的、讨论美国热点问题的文章,如沈宗美的《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载于《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美国研究界的关注。我们曾围绕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可惜他英年早逝,不久就亡故了。他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自己访美的观察有所感,进一步思考研究而写,并不是先有什么课题布置。这个问题当时很新鲜,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

 

问:您的研究重点最初是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怎么后来转而对美国的基金会感兴趣了?

 

答:我对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兴趣是在写《20世纪的美国》一书时开始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思索,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在于满足社会最基本的诉求,一是平等,二是发展。在调剂这两方面的诉求上,我觉得美国做得特别好。快速发展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就需要有所平衡。在缓解两极分化方面,我注意到除了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之外,还有私人公益基金会的作用。在《20世纪的美国》中有一章写公益基金会。为写这一章,我收集了很多资料。由于材料特别多,一章放不下,于是就写了一本书。实际上,我陆续收集有关基金会的材料,前后有十年的跨度。第一次感觉到要写基金会,是在1991年在威尔逊中心,还是玛丽·布洛克(Mary Bullock)介绍我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那时我只是为了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关系,所以只看了关于中国部分的档案,我复印了好几箱资料回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做的事情多极了,绝不仅仅在中国。后来我又去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档案馆。在威尔逊中心做访问学者之后,我没有长期访美的机会。我每次利用赴美开会的机会,争取多住几天,查一些资料,赶快复印下来。后来有一次,我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会议结束之后在美国多住了一个月。一是去福特基金会档案馆,二是采访了很多其他基金会,包括西海岸的基金会,最后写成了《散财之道》一书。这本书的材料到现在我还有好几箱,有些已经是历史。《散财之道》初版于2003年,再版于2005年。在这之后,美国公益基金会应该有很多新的发展,但我没有机会和精力再收集新资料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人告诉我,这仍是国内唯一系统讲述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它从理念、历史、法规上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公益基金会,还是比较全面。我的初衷是帮助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特殊的文化。但是,国内美国学界的人好像不太注意这本书,好像这不算是正宗的美国研究。注意到这本书的,反而更多的是国内基金会、企业界、慈善公益界的人。有很多企业家读这本书,他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民政部、民政局的人也来找我。所以现在又要再版了。

 

问:您也许注意到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学界包括美国人自己对美国兴衰问题的讨论。您怎么看美国的兴衰?

 

答:关于美国衰落,我觉得是相对的。所谓衰落,有两个标准,一是霸权,就是它在世界的影响力。以前美国在全世界或是在其盟国中能招呼得动,其他国家都听它的。现在有好多国家不听美国的了,美国有点捉襟见肘,一会儿这里出问题,一会儿那里出问题;二是国内发展状况,即美国自身的力量是否下降。现在我们总说美国衰落,指的是同过去相比,美国的对外影响力也许下降一些,影响范围缩小一些,不能像以前那样了。但是我们总有一种思维方式,看一个国家的兴衰,总是着眼于它怎样开疆拓边。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兴衰最根本在于它本国人民过得是否幸福。比如荷兰从前在海上称霸,后来不称霸了,但是荷兰人现在过得很幸福。还有英国,我们认为它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后来衰落了,成为二等国家。但英国人本身并未因为殖民地独立了而生活下降,在文明方面还是处于先进地位。实际上,英国并没有衰落。英国赶上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业化、信息时代浪潮。英国一直处在前沿。所以,也许美国有一天不再是全球称霸的角色,影响力慢慢缩小,但并不等于其本身衰落。

 

我们在谈论美国兴衰问题时,眼睛总盯着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百分比。别的国家发展起来后,美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自然会减少,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真正说明问题的是,它现在的失业率这么高,以后还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失业率持续攀升,人均收入或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这才叫真正的衰落。还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要看其高科技产品或高科技的水平,是否依旧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现在的高科技还在美国。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一文中,有一段专门讨论美国衰落的问题。我的标准是,在人才流动的今天,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它的自然流向如果还是美国的话,美国就不会衰落。实际上,情况还是这样。现在的精英、优秀移民的首选还是去美国,至少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的国家。人才流动是不能强迫的,一个对人才有如此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我认为这个标准现在依然适用。

 

问:您担任美国所所长、副所长期间,主要抓了哪些工作?换句话说,您的治所理念是什么?

 

答:实际上我在美国所当副所长、所长,一共才五年。开始时大家的心气不一样,对国内充满希望,对研究美国,求知欲比较强。在我开始接手工作的时候,我主张除政治、经济、外交研究室外,设立社会和文化研究室。当时社会和文化室是分开的,文化室有施咸荣、董乐山等,社会室有朱传一、邓方等。政治室研究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人都有,张毅研究国会、任越研究司法、师枫燕研究政党。

 

那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才流失。很多年轻人出了国都不想回来,例如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行政部门的年轻人,出国没回来。还有一个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年轻人,我还专门帮他联系,到美国实地考察州政府的运作。那时,中美刚刚打开关系,资助他到各州去调研,这项研究非常重要。后来他也没回来。那时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两名美国所的学者赴美进修,我去和基金会谈,延长一年资助,使他们有机会在美国进修两年,结果反而助长了人才流失。那阵子美国所流失好多人,那是在大的出国潮下,我无能为力。美国所派出去的年轻人几乎都一去不复返。这个损失特别大,如果他们当时全回国了,现在美国所的研究力量很可能不一样,他们的英文、学术水平都挺不错的。

 

我自己做美国研究,就是这么一个思路。但是,作为美国所所长,我觉得任内建树极少。既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主观上,我提出了一个不太切实际的原则,我认为一方面在学术思想上应当尽量地放开,另一方面在行为规范上应该守规矩,应该自律比较严,学术上要高要求。我觉得第二个原则同事不满意。我总拿自己过去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样一种标准来要求别人,不太现实。我对人、对文章要求太严,对所里年轻人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和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关心不够。这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关,我自己是不太管生活的,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

 

问:您觉得现在研究美国,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答:我觉得还是要研究美国本身,就是要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当然还要注意它的最新发展。一是美国现在种族成分的变化,很可能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就是瓦斯普(WASP)主流文化还能存在多少年?假如拉美裔人口所占比例很大的话(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会不会对美国社会发生影响。因为他们的传统非常不一样。过去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什么种族的人去了,都认同其价值观,慢慢就被同化了。但现在美国这个“化”,还能化多久。这是一个应该研究的课题;二是从经济上讲,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2010年我在《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关于美国经济周期历史的文章。我发现美国历史上发生经济危机已经不知多少次了,但它每次从危机中走出来都是因为它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发明了铁路、电报、汽车、飞机等等,20世纪最后是数字经济。这样一轮一轮地有了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只是股票市场的起伏,而是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复苏达到新的繁荣。那么现在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觉得新能源,或者说是清洁能源,恐怕能成为一个新兴产业。但是我没有机会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自我纠正的机制,以后哪些起不了作用,哪些将继续发挥作用。美国以后的兴衰,应该取决于它的自我纠正机制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媒体。我觉得美国的媒体现在有些堕落了,表现为它的那种商业化。我觉得美国的媒体不会被政府操纵,但会被财团利益操纵,这还是很可能的。比如像《纽约时报》这种报纸,可能还坚持它的批判原则,可是快要破产了,不知它还能坚持多久;而且,美国媒体可以监督政府,但是媒体本身受谁监督?单靠原来的行业道德自律够不够?美国社会现在需要很好地去研究,以前美国所的邓方是学社会学的,她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国。她发表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的两篇文章都很不错,一篇是研究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她通过对美国社会流动曲线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比向下流动的曲线大,所以美国就兴旺发达。她做的另外一项研究是美国少年犯罪问题,也是用社会学方法做的研究。以后国内很少有学者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美国了,因为很少有人有这个耐性;美国基层政府、市和州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运作,与联邦政府大为不同,而美国民主的基础在基层,并不在华盛顿。诸如此类的课题,都还是值得做的。

 

问:1987年,您在《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那篇代发刊词《中国的美国研究》中,谈到了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和加强美国研究的意义。24年过去了,您对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答:我现在重读原来那篇文章最后一部分,自己的看法没有变。现在完全适用。当然现在中国人能够接收到的关于美国的资讯之及时和丰富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惟其如此,更需要研究以便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我提到的前两点:1)为了正确估计国际形势;2)为了处理两国关系,现在依然存在因对美国误判而影响对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的正确处理的问题;3)现代化的参照系,当然现在依然有效。其实不仅是美国,当前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都可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参照。只是美国作为最发达、最富强、综合素质最先进(不是所有方面)的国家,其借鉴意义更大。这个仍然没有因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增加而过时。所谓“参照”不是“照搬”,这点我在文章中已说清楚了。包括负面的经验也值得参照。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取糟粕而拒精华,这个问题现在仍然严重地存在。

 

我提到的最后一点,作为一门学问,需要把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深入研究,鉴往知来,有别于新闻媒体和实际操作部门的取向。在研究界普遍急功近利的今天,我更加坚持和强调这一点。我自己在过去20年中做了一些尝试,从历年的论文和著作可以看出思路的轨迹。现在由于年龄和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个人难以沿着这条路继续深入下去。遗憾的是,这种取向尚未能为美国研究的专业研究界理解。我发现我的著作的读者,以及思想观点的影响所及,反倒是“圈外”多于“圈内”。这可能也与当前的“课题制”有关系。

 

问:我刚到美国所的时候,听同事说您出国回来,把国外资助余下的美元全捐了。是这样吗?

 

答:那是在1982~1983年我第一次出国回来,把剩下的钱捐了,那时我还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我买了一台复印机,捐给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时复印机还很少。那时的观念就是这样的,好像自己手里不该存有外汇,那时的相关政策也不明确,现在当然自己可以留着了。那时如果公派访问学者或留学生,一个月大概只有400美元。我去美国做研究,是对方出资,一个月有一千美元。那时大家都省吃俭用,而且我也没有想回国后用出国指标买几大件之类。我记得当时我只买了个双卡录音机。这样我就剩下了好多钱,给国际问题研究所买了台复印机。我总觉得自己是公家派出的,比别人多赚点钱,好像不对劲。

 

问:您原来谈中美关系和美国比较多,现在对国内问题发表意见比较多。我读了最近您写的《岁末杂感》和10年前写的《重建精神的家园: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等文章,您的研究兴趣好象更多地转向了国内。这是为什么?

 

答:我现在对中美关系不太发表意见,一是没有很多的资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大多是报上看来的,最近与美国人来往也不多,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知道得多;二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还都是那样,什么时候出现哪些问题,谁都看得见。至于说很具体的谈判内幕,也不是我所知道的,何必去谈这些。所以,我现在对中美关系基本不发表意见,但并不等于不关注。在《财富的归宿》一书之后,我没有精力和条件再做这种实证性很强的研究了,这是限于能力。我不可能再去钻图书馆、档案馆了。有人说,那你找一个助手吧。我说,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助手。要是真有,他一定自己写东西,不会有时间帮我查资料。再说,我心所系现在也越来越在国内,不在国外。

 

问:您现在读哪些国内出版的国际问题杂志?

 

答:我读《美国研究》,不是全看,而是看一些感兴趣的文章。随便举个例:徐彤武的那篇关于美国医疗保健的文章比较有特色,他真的做了一些功课,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我认为美国的医疗保险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值得研究的问题,克林顿一上台也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让他的夫人希拉里去主持这个事。我当时建议美国所的秦斌祥研究这个问题,他赶在出国之前写出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两位总统都正巧重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改革总是这样艰难?涉及到哪些群体的利益?是不是只有民主党重视?现在好不容易通过的方案,又有被推翻的危险。这些都是值得持续研究的问题,比每四年讨论一次美国大选有意思多了。国内出版的其他国际问题研究杂志,题目吸引我的,我才看。我没有精力每篇都看,看不过来。好多书我都想看,没有时间,一是历史书,如那一套《醒狮丛书》,很值得重游晚清、民初那一批先贤的见解,实际上他们已经见到的,我们现在还不见得都认识到,更谈不到已经实现。还有不少关于美国的,以及其他的经典作品,我想从头好好看一遍。我以前都是翻阅。有些书我通读过,但我觉得现在还应该从头读起。包括我家里有的杰斐逊、爱默生的著作,我以前没有好好看过,都是翻阅。我现在觉得读书的时间太少了,收到报刊杂志很多,都想翻翻,稿约特别多,应付不过来。我现在写时事的文章比较多,也与稿约有关系。还有采访、会议等等。我想应该重新分配一下自己的时间了。

辛草:悼念李昭体现了民心民意:杜导正谈李昭逝世与当前局势

April 1, 2017
2017-03-21 辛草 健谭论
 
杜导正谈李昭逝世与当前局势
 
 

李昭同志

文/辛 草

2017年3月11日,胡耀邦夫人李昭不幸病逝。次日,九十三岁的前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率领杂志社部分领导成员到李昭家里进行了吊唁。事后,杜老谈了对李昭逝世和当前局势的看法。

 
 

杜导正说,胡耀邦夫人李昭同志昨天下午与世长辞了。她的去世,在首都和全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我看,这不仅仅是人们对一位老干部的怀念和追悼,而可以看作当前形势下民心民意的晴雨表。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心中的向往,这是个大事。

胡耀邦与李昭

 

杜老说,李昭是在延安时期与耀邦同志恋爱、结婚的。我们党进北京后不久,耀邦就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李昭则到北京市纺织局当党委书记。他们一直是一对恩爱夫妻,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杜导正与胡德平(左一)、胡德华(左二)

我跟耀邦是工作关系,就是从广东调回北京的那一段时间,虽不像跟紫阳同志那么熟,但还是有来往。到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我们党对待耀邦的功过,处理得不正确、不稳妥,对他的伟大功绩看得不足。我们粉碎四人帮后是三大工程,第一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第三是包产到户;后来又进行了三大工程: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设立经济特区。前三大工程功勋卓著,第一位功劳的是邓小平,第二就是胡耀邦。其中平反冤假错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耀邦是大功臣。老干部、老百姓从心底里感谢耀邦,他给我们党立了正气,被称作“共产党的良心”。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耀邦的思想、行动都走在最前列,在这决定性的一招上,他又立了大功。1986年、1987年,我们没有正确处理他的功过关系,撤了他的职。“六四”后,出现了种种情况,“左”倾回潮,是一股逆流,改变了改革开放路线,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上去。这股逆流很凶,在zhongxuan部的把持下,一段时间内,胡耀邦三个字成了报刊的禁忌。直到1993年我主持的《炎黄春秋》在中国内地经过种种努力,才取得第一次突破。在全国的报刊中,《炎黄春秋》第一个为胡耀邦说了公道话,此后才出现2004年至2005年的大规模纪念胡耀邦的文章。紧接着,中共中央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正面评价了他的功绩。1987年初他下台后,许多人不敢和他家来往了,我倒是在“左”倾逆流高涨的时候跟耀邦家的孩子有了交往,而且不断增多。

杜导正回忆说,记得是2001年,我在协和医院住院,李昭也在那里住院而且就住在我对面,我们的交往开始增多。到了2014年,我再一次跟李昭住院的病房不远,德平、德华兄弟常来看他们的妈妈,我们聊天的机会更多了。但这时,李昭的脑子已经有些不清楚了,讲话容易重复。这次她病情恶化,老同志们心里是有思想准备的。

 

胡德平(左一),田纪云(左二)

昨天晚上,杂志社的王彦君来电话,说“李昭阿姨走了”,这个消息是悲痛的,却并不太突然,因为这一两个月德华一直告诉我说他妈妈的情况不好。我立即告诉了田纪云和李锐、何方。田纪云已经知道了。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左)与原署长杜导正

李昭同志去世后的第二天我和大女儿杜玲第一个来到她家。杂志社的总编辑徐庆全、副总编王彦君、副社长李晨、执行主编吴伟也一起去了胡家,祭奠我的老朋友李昭。

李昭家设的简朴灵堂

灵堂是原来的客厅布置起来的,我感觉李昭的遗像略微小了一点。花圈、花篮很多,全是鲜花的,我们杂志全体同仁的花篮虽然不大,却寄托着我们多年的真挚的友情和对耀邦、李昭的深深敬意。我们几个人代表全社给李昭鞠躬,感谢她和她的孩子们多年来给杂志社的无私支持。

何方与杜导正交谈

许多老同志不顾年事已高都来了。101岁的李锐同志来到胡家看望;95岁的何方同志,刚动完手术是被抬着来到胡家向李昭鞠躬志哀。向遗体告别那一天,我与何方也是坐着轮椅参加悼念仪式。我鞠躬后在签到簿上留言:“纪念李昭大姐,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捍卫邓胡赵政治主张不动摇。”

 

代表民心民意的留言

杜老透露了来自上边的一些情况。他说,在灵堂,遇到了前来祭拜的齐心同志的秘书姚小合,向他询问了齐心的近况,托他转达对老人的问候。就在这时,德平兄弟在我耳边说,妈妈昨天下午去世后,本来王岐山、栗战书二人准备好来家里看望,但突然有急事又被叫回去了。

齐心同志的秘书姚小合(左),胡德华(中),杜导正(右)

李昭的后事由北京市政府主持料理,中央办公厅协助;昨晚北京市已经开会研究了方案,按照党内元老的规格来办;本月17号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其实我早有这个估计,李昭的丧事不会按照一般的“三八式”老干部的规格办,为什么?就是耀邦问题!以前对耀邦的功过评价不准确,老百姓对那个结论不认可,对那些搞“左”的力量有抗议。邓胡赵的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究竟对不对?有些人很偏激,提出企业里由党委领导董事会,推翻了厂长经理负责制,想全盘否定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这导致了思想混乱。好处是议论纷纷,思想活跃,但是也造成了正确的东西得不到支持,错误的东西畅行无阻。现在看,绝大部分人反感这些走回头路的主张。人们怀念耀邦、祭奠李昭,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政治情绪和政治态度。看起来官方准备隆重举办告别仪式,我认为很好,这也体现了官方的一种态度。我衷心希望国家采取切实措施将改革开放的路线进行到底。

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与社长杜导正交谈

最后,杜老把话题重新引到了《炎黄春秋》杂志上,他说,李昭、德平、德华一直是《炎黄春秋》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给我们供稿、提供宣传线索。有人统计,从1993年到去年杂志被强行剥夺,20多年时间年里,共登出有关耀邦的稿件40篇以上。后期,德华直接参加了杂志社的领导工作。2016年情况发生突然变化,德华站在第一线,讲话有力又有分寸,得到了全社同仁的全力支持。如果不发生突变,相信炎黄春秋肯定会有更辉煌的发展。

 

主编:范建

责编:崔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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