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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文

贝聿铭:建筑大师 百岁华诞

April 26, 2017

在现代主义建筑领域,贝聿铭的成就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美籍华人建筑设计师以其棱角分明,外型抽象的几何型建筑设计在西方一举成名,德国也同样可以找到其建筑艺术的足迹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一次重要的落成典礼上,著名设计师贝聿铭险些被冷落。1989年3月的一天,为卢浮宫金字塔举行的落成庆典即将开始,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的修补和清理工作,没有人知道,人群中这位不起眼的亚洲人,就是这座建筑物的设计师。据《洛杉矶时报》当年报道,当贝聿铭被拦在警戒线外不被获准参加典礼时,他一边对警卫说:"我就是这座建筑物的设计师。"一边急着在钱夹中寻找证件。现如今,玻璃金字塔早已成了现代巴黎的标志性建筑。

 
地标性的玻璃金字塔:光线的艺术作品
4月26日,这位在纽约生活的美籍华人迎来100岁生日。卢浮宫每年吸引大约八百万多游客前来参观,除了馆藏的蒙娜·丽莎和维纳斯等艺术珍宝之外,贝聿铭设计的21米高的玻璃金字塔,也是游客必看的项目。事实上,按照最初设计方案,金字塔每年接待游客的上限为450万人。透过玻璃外墙,阳光可以直接照射到地下的大厅,而贝聿铭也因此被誉为"光线大师"。

贝聿铭1917年生于广州,青少年时代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度过,直至17岁时移民美国。酷爱艺术的父母让青年贝聿铭接受了最好的建筑学教育:1935年入读宾州大学,稍后又转学至麻省理工学院,19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设计学院,他先后师从于包豪斯建筑大师马塞尔·布劳尔以及瓦尔特·格鲁皮斯。

二战爆发后,贝聿铭无法返回中国,先后在波士顿,纽约和洛杉矶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加入美国籍后,贝聿铭参与了一系列城建项目,比如丹佛的Mile High中心,芝加哥的海德公园重建项目以及蒙特利尔的玛丽广场。在纽约韦伯克纳波设计所就职不久后,贝聿铭独立创业,成立了"贝氏及伙伴设计事务所"。得益于建筑巨头扎肯多夫公司的鼎力支持,贝聿铭的设计灵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

稍后,一些影响巨大的设计订单接踵而至,其中包括华盛顿国家艺术画廊和波士顿肯尼迪总统纪念博物馆。成为享誉全球的设计师之后,贝聿铭还曾同妻子一道返回中国,并在当地也参与了一些项目的设计。贝聿铭夫妇育有三子一女。贝聿铭到世界各地从事设计工作时,往往会全家出动,因为妻子和儿女也希望对他的工作助一臂之力。

"贝聿铭赋予了我们这个世纪很多绝美的内饰和外型。"普里兹克建筑奖评委们1983年向贝聿铭宣布获奖理由时如是说。"他的多才多艺以及他对材料的绝妙运用赋予了他的建筑设计某种诗意。"普里兹克奖被视为建筑设计行业的最高奖项。但是,贝聿铭的设计才华也并不总是立即得到认可。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建成后,很多人戏称这是迪斯尼乐园的延伸,更多的人批评这一设计太过随意,近乎荒唐滑稽等等。

 
贝聿铭为德国历史博物馆设计的新翼建筑
贝聿铭应邀为德国历史博物馆设计的展厅副楼,而这一决定本身就立即引发了一股强烈的抗议潮:时任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直接下令将设计订单交给了贝聿铭,因为此时的贝聿铭已不参加设计招标活动。然而,1997年设计草案一公布,贝聿铭的才华令所有人折服,那些批评声也就消失了。2003年,这一副楼交付使用后,被博物馆形容为一座"美得令人窒息的建筑"。

 
香港: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
批评声从不会影响到贝聿铭的设计热情,在亚洲同样如此。1982年为北京设计香山饭店后,他又先后接手了香港的中国银行主楼以及京都附近的美秀博物馆的设计。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贝格曾写道,在美秀博物馆和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设计中,贝聿铭尝试着在西方现代设计中融入其他文化圈的因素。他写道:"贝聿铭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总是在探索新的事物。"

达扬/雨涵(德新社)日期 25.04.2017

 

叶兵:胡耀邦夫妇骨灰合葬江西共青城

April 16, 2017

VOA 2017年4月16日 12:55 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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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5日,李昭骨灰葬于其夫胡耀邦墓旁。(钱江拍摄)

   北京 —  
4月15日,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胡耀邦夫人李昭的骨灰由其子女护送,前往位于江西共青城的富华山胡耀邦陵园,与胡耀邦骨灰合葬一处。当天是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8周年。

 
2017年4月15日,胡耀邦子女和其他亲属在胡耀邦李昭墓前合影。(微信图片)

胡耀邦和李昭的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及其他亲属出席了当天上午举行的安葬仪式。出席者中还有李昭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和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

 
2017年4月15日,李昭骨灰在胡耀邦陵墓安葬仪式现场。(钱江拍摄

两千多手持鲜花的民众和小学生列队参加了这次简短的活动。现场有警方特勤人员维持秩序。九江市政协副主席、中共共青城市委书记王丰鹏主持仪式。江西省和九江市党政机关送的哀悼李昭的花圈摆放在墓前。

中国主要官方媒体对这次活动鲜少报道。至当天午夜,美国之音记者在谷歌、百度上并未搜索到关于此次合葬仪式的官媒新闻报道,但发现中新社上传网络的少量相关图片。

李昭遗体告别仪式3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率众多现任和离任高官出席致哀,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悼念,但主要官媒未予报道。这是近20年前邓小平追悼会之后,北京出现的最大送葬人群,再现官民同时祭拜场景,也令人连想到1989年四月北京学生和市民对胡耀邦逝世的自发悼念。

据报道,富华山胡耀邦陵园建成后,每年4月15日都有成百上千民众前往,向这位已故中共领导人表达敬意。

2015年年11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高规格纪念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胡耀邦作出高度评价。不过,胡耀邦当年被指处理学运“不力”等问题官方至今仍未触及。

有报道说,2012年7月习近平对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说,胡耀邦是中共的正资产,在纪念胡耀邦时不要把这位前领导人跟党的历史对立。

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期间,使得数千万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期间被打倒老干部“摘帽儿”恢复名誉,其亲属子女得到社会平等对待。

时任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开明、清廉和亲民的形象与后来许多中共贪官的专横跋扈和骄奢淫逸形成了鲜明对照。胡耀邦由于实行三不(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等相对的政治宽松和言论自由政策而遭到整肃,引发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不满。

1986-87学运期间,“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邓小平等政治老人废黜被认为“反自由化不力”的胡耀邦,改用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出任总书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突发心脏病逝世,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悼念,后来发展成学生和市民要民主、反贪腐的大规模运动,六四镇压后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上台,赵紫阳因“支持动乱”而被罢免和软禁十余年。

当时,北京的主政者把八九民运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动用军队进行镇压,杀害了数百甚至可能更多的学生和市民。一年后,官方改口,把这六四事件称为“政治风波”。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后,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自发悼念,后来演变成八九民运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资中筠先生访谈录

April 11, 2017
2017-04-10 赵梅 资中筠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被访人: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访问人: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问:我在1996年曾对您进行过采访,那篇访谈发表在当年《国际经济评论》创刊号上。在纪念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我很想续写对您的访谈,以探寻您的学术思想历程,以及您对美国及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看法。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您对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答:我目前正在整理以前的作品,准备出自选集。借此机会把专著以外的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章重读了一遍,自己认为,不少现在还有发表的价值,因为好多材料现在的人可能并不太清楚。我那个时候还是真下了功夫,钻档案,泡图书馆。可惜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那一阵子的文章,我觉得都挺浓缩的,而且有些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比如说,收入你和胡国成编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50周年论文集中的《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联合国成立的过程。我认为联合国创始时所设想的原则与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平等原则并不是一回事。联合国从概念的形成到建立的全过程,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还有中国如何成为“五常成员”等。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和当时各国的微妙关系。还有那篇1996年发表在《美国研究》上的《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一文。我在文章中探讨了中美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中美两国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等问题。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中美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有许多外交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

 

我所做的这类研究,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台湾问题的由来,对历史过程、当时是怎么回事,叙述得非常详细,现在很多人不见得清楚。我这样说,是因为几年前我参加一次座谈会,会上谈到了台湾问题。有位年轻学者说,现在这么多国内学者,怎么就不把台湾问题的由来说说清楚。我当时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而且非常详细,是你自己没看。所以,我觉得以前写的这些文章还是值得再版的。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收录到自选集中了。

 

再比如,我为《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一书写的绪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舞台上的美国》。我后来重读这篇作于1988年,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觉得我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仍站得住脚。文章结尾处写道,美国的强点,或者说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和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将继续处于攻势。……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一定限度,所以实际上对不同对象还将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教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重要因素。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冷战刚刚结束,没有引起国人任何注意,而后来亨廷顿提出此观点,就马上引起国内学者热议。当然当时我只是凭直觉,没有进行任何论证,其依据是对刚发生的海湾战争的观察。同一篇文章也有预言错了的,就是我说在可以预言的将来,雅尔塔格局不会有很大变化。在《外交史》正式出版时,苏东剧变,雅尔塔格局荡然无存。这一错误判断,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而后有《冷眼向洋》之作。

 

这一批文章,有些情况和数据过时了,但是思路和脉络现在还是管用的。

 

问:正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您觉得这是因为现在人们很难有时间专心读书吗?

 

答:我常觉得国内的学者,至少是国际研究界,不大看同行的著作比如说,我那本初版于2003年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原名为《散财之道》,访问人注)一书。这本书再版过很多次,现在又再版了。它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以外的很多地方,挺有影响的,还有人买了书请我签名,但是我发现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却很少看。所以有个小青年,就大胆地抄袭,结果她的论文通过了答辩,可见那些答辩委员也没太看这本书。而且,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即《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这篇文章,早已发表在《美国研究》上。那个小青年的论文也不加引证地剽取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她不可能见到的资料。当时我就想,我写了这么半天,在美国研究这个环境里,大家似乎没有印象。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各自写各自的东西,不看同行的作品,只看外国人写的。即使看了国内学者写的东西,也不引,觉得好像引外文资料更显得有学问,结果有些明明是间接引语,变成了直接引语,实际上是违规的。在我看来,历史学界似乎略好一些,他们一般了解其他人写了些什么和不同的观点,所以还有争论

 

再比如,最近一份由美方资助、国内学者写的综合评述中国美国研究的研究报告,多罗列大量的书名,而不讲内容和观点,看不出研究的实质进展,我注意到,只有一次提到《冷眼向洋》这本书,一笔带过,还把它放在文化类中。我觉得做综述的人很可能好多书都没有浏览过。可能现在习惯于狭隘地分类,而《冷眼向洋》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宽的,放在哪一类也许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觉得可以放在历史类,因为整个是写20世纪的美国,或是放在政治思想类。归类的确是比较难做的。问题不在于把这本书放在哪一类,而在于这份报告只罗列了一个清单,基本没有观点。这几十年来,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研究了哪些问题,看法如何,有哪些新的发展,哪些人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写过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感觉到,我们美国研究做了30年了,如果这30年的成果连做这方面研究的专业人士都不能互相吸取营养,是令人遗憾的。这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任东来那些有关美国司法的文章就很好,也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我不知道我们美国研究界有几个人认真读了这类研究,不是热点问题,也不是美国人所特别关注的,因为美国人觉得这些问题是过去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说,却很值得研究。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好像是狗熊掰棒子,以前很多人做的工作都不算,再重头来。包括有关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讨论,一百年前人家早就把观点说清楚了,现在又来讨论了。现在不去说这个,我说的是美国研究界。

 

你去翻一翻《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这是在《美国研究》公开出版前美国所编的杂志。我发现在那个时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有不少很好的文章。那时美国所刚建所,只出内部资料,没有公开出版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翻译、介绍美国的作品,有一些国内学者写的文章。有一些介绍美国基本情况的文章,不见得现在大家都清楚。那时人的心气不一样,特别想了解美国,吸收美国的经验,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当基本,但却与本质的问题有关。这是很宝贵的。我记得《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过一些关于美国宗教、社会的流动性等问题的文章,现在说起来好像是ABC了,但不见得现在中国美国研究界的人都具备这些常识和知识。

 

问:美国所创办初期,美国所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的基础性研究的文章,现在国内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现实问题。您觉得这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心态的变化有关吗?

 

答:这是一方面原因。美国所建所初期,那时的人觉得对美国确实不了解,拼命想知道;另一方面则与现在整个学风有关。80年代的人求知欲非常旺盛。我记得1986年,为纪念《美国宪法》通过二百周年,国内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那次会就很好,好多人真正在研究美国宪法。那时,李道揆觉得原来的译本不令人满意,于是重新翻译了《美国宪法》。那时的学者还下这种功夫,现在整个学风是比较浮躁的,非常急功近利,不想潜心做些事,客观上也缺乏这样的氛围。有些人还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想当政府的“智囊”。

 

问:能不能请您讲一下您自己研究美国的过程?

 

答:我个人的研究是从中美关系开始的。我是从国际问题研究过来的,那是因为我原来从事对外活动的工作,只能研究对外政策、研究外交关系。但是当我有机会坐下来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从所未见的档案资料时,就埋头于这些资料。

 

第一篇长文是《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载于《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2期),后来写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解密的那个时期的美国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都看了,有关中国的电报我一页一页地读。那时没有电脑,我是抄的,我抄了好几个笔记本。这篇文章发表时刚好赶上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公报》谈判尾声,所以受到很大注意,《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但是实际上那纯粹是巧合,我并非奉命或有意配合。后来我觉得不能局限于中美两家,到了社科院美国所之后,有了条件,就拓开去,所以我的第二本书就不是研究美国对华政策,而是美国对全世界的外交关系。这是集体项目,由我主持,并撰写了最多的章节。然后,我觉得不能光研究“关系”,需要研究对象的本身,我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美国自身的问题,以后就是《冷眼向洋》这本书。通过这本书的撰写,我自己觉得眼界大为开阔。

 

我觉得现在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求知欲每次我写书或文章,就是特别想弄明白一些问题,于是去找资料,去问学,有了心得然后写出书和文章。我觉得现在是倒过来,是课题先行,限期完成任务,然后分头写作,像工厂车间一样出活。过去《美国研究》上发表过一些非常好的、讨论美国热点问题的文章,如沈宗美的《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载于《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美国研究界的关注。我们曾围绕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可惜他英年早逝,不久就亡故了。他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自己访美的观察有所感,进一步思考研究而写,并不是先有什么课题布置。这个问题当时很新鲜,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

 

问:您的研究重点最初是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怎么后来转而对美国的基金会感兴趣了?

 

答:我对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兴趣是在写《20世纪的美国》一书时开始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思索,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在于满足社会最基本的诉求,一是平等,二是发展。在调剂这两方面的诉求上,我觉得美国做得特别好。快速发展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就需要有所平衡。在缓解两极分化方面,我注意到除了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之外,还有私人公益基金会的作用。在《20世纪的美国》中有一章写公益基金会。为写这一章,我收集了很多资料。由于材料特别多,一章放不下,于是就写了一本书。实际上,我陆续收集有关基金会的材料,前后有十年的跨度。第一次感觉到要写基金会,是在1991年在威尔逊中心,还是玛丽·布洛克(Mary Bullock)介绍我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那时我只是为了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关系,所以只看了关于中国部分的档案,我复印了好几箱资料回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做的事情多极了,绝不仅仅在中国。后来我又去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档案馆。在威尔逊中心做访问学者之后,我没有长期访美的机会。我每次利用赴美开会的机会,争取多住几天,查一些资料,赶快复印下来。后来有一次,我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会议结束之后在美国多住了一个月。一是去福特基金会档案馆,二是采访了很多其他基金会,包括西海岸的基金会,最后写成了《散财之道》一书。这本书的材料到现在我还有好几箱,有些已经是历史。《散财之道》初版于2003年,再版于2005年。在这之后,美国公益基金会应该有很多新的发展,但我没有机会和精力再收集新资料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人告诉我,这仍是国内唯一系统讲述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它从理念、历史、法规上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公益基金会,还是比较全面。我的初衷是帮助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特殊的文化。但是,国内美国学界的人好像不太注意这本书,好像这不算是正宗的美国研究。注意到这本书的,反而更多的是国内基金会、企业界、慈善公益界的人。有很多企业家读这本书,他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民政部、民政局的人也来找我。所以现在又要再版了。

 

问:您也许注意到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学界包括美国人自己对美国兴衰问题的讨论。您怎么看美国的兴衰?

 

答:关于美国衰落,我觉得是相对的。所谓衰落,有两个标准,一是霸权,就是它在世界的影响力。以前美国在全世界或是在其盟国中能招呼得动,其他国家都听它的。现在有好多国家不听美国的了,美国有点捉襟见肘,一会儿这里出问题,一会儿那里出问题;二是国内发展状况,即美国自身的力量是否下降。现在我们总说美国衰落,指的是同过去相比,美国的对外影响力也许下降一些,影响范围缩小一些,不能像以前那样了。但是我们总有一种思维方式,看一个国家的兴衰,总是着眼于它怎样开疆拓边。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兴衰最根本在于它本国人民过得是否幸福。比如荷兰从前在海上称霸,后来不称霸了,但是荷兰人现在过得很幸福。还有英国,我们认为它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后来衰落了,成为二等国家。但英国人本身并未因为殖民地独立了而生活下降,在文明方面还是处于先进地位。实际上,英国并没有衰落。英国赶上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业化、信息时代浪潮。英国一直处在前沿。所以,也许美国有一天不再是全球称霸的角色,影响力慢慢缩小,但并不等于其本身衰落。

 

我们在谈论美国兴衰问题时,眼睛总盯着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百分比。别的国家发展起来后,美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自然会减少,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真正说明问题的是,它现在的失业率这么高,以后还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失业率持续攀升,人均收入或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这才叫真正的衰落。还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要看其高科技产品或高科技的水平,是否依旧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现在的高科技还在美国。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一文中,有一段专门讨论美国衰落的问题。我的标准是,在人才流动的今天,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它的自然流向如果还是美国的话,美国就不会衰落。实际上,情况还是这样。现在的精英、优秀移民的首选还是去美国,至少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的国家。人才流动是不能强迫的,一个对人才有如此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我认为这个标准现在依然适用。

 

问:您担任美国所所长、副所长期间,主要抓了哪些工作?换句话说,您的治所理念是什么?

 

答:实际上我在美国所当副所长、所长,一共才五年。开始时大家的心气不一样,对国内充满希望,对研究美国,求知欲比较强。在我开始接手工作的时候,我主张除政治、经济、外交研究室外,设立社会和文化研究室。当时社会和文化室是分开的,文化室有施咸荣、董乐山等,社会室有朱传一、邓方等。政治室研究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人都有,张毅研究国会、任越研究司法、师枫燕研究政党。

 

那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才流失。很多年轻人出了国都不想回来,例如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行政部门的年轻人,出国没回来。还有一个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年轻人,我还专门帮他联系,到美国实地考察州政府的运作。那时,中美刚刚打开关系,资助他到各州去调研,这项研究非常重要。后来他也没回来。那时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两名美国所的学者赴美进修,我去和基金会谈,延长一年资助,使他们有机会在美国进修两年,结果反而助长了人才流失。那阵子美国所流失好多人,那是在大的出国潮下,我无能为力。美国所派出去的年轻人几乎都一去不复返。这个损失特别大,如果他们当时全回国了,现在美国所的研究力量很可能不一样,他们的英文、学术水平都挺不错的。

 

我自己做美国研究,就是这么一个思路。但是,作为美国所所长,我觉得任内建树极少。既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主观上,我提出了一个不太切实际的原则,我认为一方面在学术思想上应当尽量地放开,另一方面在行为规范上应该守规矩,应该自律比较严,学术上要高要求。我觉得第二个原则同事不满意。我总拿自己过去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样一种标准来要求别人,不太现实。我对人、对文章要求太严,对所里年轻人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和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关心不够。这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关,我自己是不太管生活的,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

 

问:您觉得现在研究美国,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答:我觉得还是要研究美国本身,就是要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当然还要注意它的最新发展。一是美国现在种族成分的变化,很可能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就是瓦斯普(WASP)主流文化还能存在多少年?假如拉美裔人口所占比例很大的话(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会不会对美国社会发生影响。因为他们的传统非常不一样。过去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什么种族的人去了,都认同其价值观,慢慢就被同化了。但现在美国这个“化”,还能化多久。这是一个应该研究的课题;二是从经济上讲,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2010年我在《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关于美国经济周期历史的文章。我发现美国历史上发生经济危机已经不知多少次了,但它每次从危机中走出来都是因为它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发明了铁路、电报、汽车、飞机等等,20世纪最后是数字经济。这样一轮一轮地有了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只是股票市场的起伏,而是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复苏达到新的繁荣。那么现在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觉得新能源,或者说是清洁能源,恐怕能成为一个新兴产业。但是我没有机会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自我纠正的机制,以后哪些起不了作用,哪些将继续发挥作用。美国以后的兴衰,应该取决于它的自我纠正机制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媒体。我觉得美国的媒体现在有些堕落了,表现为它的那种商业化。我觉得美国的媒体不会被政府操纵,但会被财团利益操纵,这还是很可能的。比如像《纽约时报》这种报纸,可能还坚持它的批判原则,可是快要破产了,不知它还能坚持多久;而且,美国媒体可以监督政府,但是媒体本身受谁监督?单靠原来的行业道德自律够不够?美国社会现在需要很好地去研究,以前美国所的邓方是学社会学的,她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国。她发表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的两篇文章都很不错,一篇是研究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她通过对美国社会流动曲线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比向下流动的曲线大,所以美国就兴旺发达。她做的另外一项研究是美国少年犯罪问题,也是用社会学方法做的研究。以后国内很少有学者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美国了,因为很少有人有这个耐性;美国基层政府、市和州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运作,与联邦政府大为不同,而美国民主的基础在基层,并不在华盛顿。诸如此类的课题,都还是值得做的。

 

问:1987年,您在《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那篇代发刊词《中国的美国研究》中,谈到了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和加强美国研究的意义。24年过去了,您对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答:我现在重读原来那篇文章最后一部分,自己的看法没有变。现在完全适用。当然现在中国人能够接收到的关于美国的资讯之及时和丰富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惟其如此,更需要研究以便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我提到的前两点:1)为了正确估计国际形势;2)为了处理两国关系,现在依然存在因对美国误判而影响对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的正确处理的问题;3)现代化的参照系,当然现在依然有效。其实不仅是美国,当前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都可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参照。只是美国作为最发达、最富强、综合素质最先进(不是所有方面)的国家,其借鉴意义更大。这个仍然没有因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增加而过时。所谓“参照”不是“照搬”,这点我在文章中已说清楚了。包括负面的经验也值得参照。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取糟粕而拒精华,这个问题现在仍然严重地存在。

 

我提到的最后一点,作为一门学问,需要把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深入研究,鉴往知来,有别于新闻媒体和实际操作部门的取向。在研究界普遍急功近利的今天,我更加坚持和强调这一点。我自己在过去20年中做了一些尝试,从历年的论文和著作可以看出思路的轨迹。现在由于年龄和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个人难以沿着这条路继续深入下去。遗憾的是,这种取向尚未能为美国研究的专业研究界理解。我发现我的著作的读者,以及思想观点的影响所及,反倒是“圈外”多于“圈内”。这可能也与当前的“课题制”有关系。

 

问:我刚到美国所的时候,听同事说您出国回来,把国外资助余下的美元全捐了。是这样吗?

 

答:那是在1982~1983年我第一次出国回来,把剩下的钱捐了,那时我还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我买了一台复印机,捐给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时复印机还很少。那时的观念就是这样的,好像自己手里不该存有外汇,那时的相关政策也不明确,现在当然自己可以留着了。那时如果公派访问学者或留学生,一个月大概只有400美元。我去美国做研究,是对方出资,一个月有一千美元。那时大家都省吃俭用,而且我也没有想回国后用出国指标买几大件之类。我记得当时我只买了个双卡录音机。这样我就剩下了好多钱,给国际问题研究所买了台复印机。我总觉得自己是公家派出的,比别人多赚点钱,好像不对劲。

 

问:您原来谈中美关系和美国比较多,现在对国内问题发表意见比较多。我读了最近您写的《岁末杂感》和10年前写的《重建精神的家园: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等文章,您的研究兴趣好象更多地转向了国内。这是为什么?

 

答:我现在对中美关系不太发表意见,一是没有很多的资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大多是报上看来的,最近与美国人来往也不多,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知道得多;二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还都是那样,什么时候出现哪些问题,谁都看得见。至于说很具体的谈判内幕,也不是我所知道的,何必去谈这些。所以,我现在对中美关系基本不发表意见,但并不等于不关注。在《财富的归宿》一书之后,我没有精力和条件再做这种实证性很强的研究了,这是限于能力。我不可能再去钻图书馆、档案馆了。有人说,那你找一个助手吧。我说,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助手。要是真有,他一定自己写东西,不会有时间帮我查资料。再说,我心所系现在也越来越在国内,不在国外。

 

问:您现在读哪些国内出版的国际问题杂志?

 

答:我读《美国研究》,不是全看,而是看一些感兴趣的文章。随便举个例:徐彤武的那篇关于美国医疗保健的文章比较有特色,他真的做了一些功课,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我认为美国的医疗保险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值得研究的问题,克林顿一上台也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让他的夫人希拉里去主持这个事。我当时建议美国所的秦斌祥研究这个问题,他赶在出国之前写出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两位总统都正巧重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改革总是这样艰难?涉及到哪些群体的利益?是不是只有民主党重视?现在好不容易通过的方案,又有被推翻的危险。这些都是值得持续研究的问题,比每四年讨论一次美国大选有意思多了。国内出版的其他国际问题研究杂志,题目吸引我的,我才看。我没有精力每篇都看,看不过来。好多书我都想看,没有时间,一是历史书,如那一套《醒狮丛书》,很值得重游晚清、民初那一批先贤的见解,实际上他们已经见到的,我们现在还不见得都认识到,更谈不到已经实现。还有不少关于美国的,以及其他的经典作品,我想从头好好看一遍。我以前都是翻阅。有些书我通读过,但我觉得现在还应该从头读起。包括我家里有的杰斐逊、爱默生的著作,我以前没有好好看过,都是翻阅。我现在觉得读书的时间太少了,收到报刊杂志很多,都想翻翻,稿约特别多,应付不过来。我现在写时事的文章比较多,也与稿约有关系。还有采访、会议等等。我想应该重新分配一下自己的时间了。

辛草:悼念李昭体现了民心民意:杜导正谈李昭逝世与当前局势

April 1, 2017
2017-03-21 辛草 健谭论
 
杜导正谈李昭逝世与当前局势
 
 

李昭同志

文/辛 草

2017年3月11日,胡耀邦夫人李昭不幸病逝。次日,九十三岁的前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率领杂志社部分领导成员到李昭家里进行了吊唁。事后,杜老谈了对李昭逝世和当前局势的看法。

 
 

杜导正说,胡耀邦夫人李昭同志昨天下午与世长辞了。她的去世,在首都和全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我看,这不仅仅是人们对一位老干部的怀念和追悼,而可以看作当前形势下民心民意的晴雨表。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心中的向往,这是个大事。

胡耀邦与李昭

 

杜老说,李昭是在延安时期与耀邦同志恋爱、结婚的。我们党进北京后不久,耀邦就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李昭则到北京市纺织局当党委书记。他们一直是一对恩爱夫妻,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杜导正与胡德平(左一)、胡德华(左二)

我跟耀邦是工作关系,就是从广东调回北京的那一段时间,虽不像跟紫阳同志那么熟,但还是有来往。到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我们党对待耀邦的功过,处理得不正确、不稳妥,对他的伟大功绩看得不足。我们粉碎四人帮后是三大工程,第一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第三是包产到户;后来又进行了三大工程: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设立经济特区。前三大工程功勋卓著,第一位功劳的是邓小平,第二就是胡耀邦。其中平反冤假错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耀邦是大功臣。老干部、老百姓从心底里感谢耀邦,他给我们党立了正气,被称作“共产党的良心”。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耀邦的思想、行动都走在最前列,在这决定性的一招上,他又立了大功。1986年、1987年,我们没有正确处理他的功过关系,撤了他的职。“六四”后,出现了种种情况,“左”倾回潮,是一股逆流,改变了改革开放路线,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上去。这股逆流很凶,在zhongxuan部的把持下,一段时间内,胡耀邦三个字成了报刊的禁忌。直到1993年我主持的《炎黄春秋》在中国内地经过种种努力,才取得第一次突破。在全国的报刊中,《炎黄春秋》第一个为胡耀邦说了公道话,此后才出现2004年至2005年的大规模纪念胡耀邦的文章。紧接着,中共中央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正面评价了他的功绩。1987年初他下台后,许多人不敢和他家来往了,我倒是在“左”倾逆流高涨的时候跟耀邦家的孩子有了交往,而且不断增多。

杜导正回忆说,记得是2001年,我在协和医院住院,李昭也在那里住院而且就住在我对面,我们的交往开始增多。到了2014年,我再一次跟李昭住院的病房不远,德平、德华兄弟常来看他们的妈妈,我们聊天的机会更多了。但这时,李昭的脑子已经有些不清楚了,讲话容易重复。这次她病情恶化,老同志们心里是有思想准备的。

 

胡德平(左一),田纪云(左二)

昨天晚上,杂志社的王彦君来电话,说“李昭阿姨走了”,这个消息是悲痛的,却并不太突然,因为这一两个月德华一直告诉我说他妈妈的情况不好。我立即告诉了田纪云和李锐、何方。田纪云已经知道了。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左)与原署长杜导正

李昭同志去世后的第二天我和大女儿杜玲第一个来到她家。杂志社的总编辑徐庆全、副总编王彦君、副社长李晨、执行主编吴伟也一起去了胡家,祭奠我的老朋友李昭。

李昭家设的简朴灵堂

灵堂是原来的客厅布置起来的,我感觉李昭的遗像略微小了一点。花圈、花篮很多,全是鲜花的,我们杂志全体同仁的花篮虽然不大,却寄托着我们多年的真挚的友情和对耀邦、李昭的深深敬意。我们几个人代表全社给李昭鞠躬,感谢她和她的孩子们多年来给杂志社的无私支持。

何方与杜导正交谈

许多老同志不顾年事已高都来了。101岁的李锐同志来到胡家看望;95岁的何方同志,刚动完手术是被抬着来到胡家向李昭鞠躬志哀。向遗体告别那一天,我与何方也是坐着轮椅参加悼念仪式。我鞠躬后在签到簿上留言:“纪念李昭大姐,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捍卫邓胡赵政治主张不动摇。”

 

代表民心民意的留言

杜老透露了来自上边的一些情况。他说,在灵堂,遇到了前来祭拜的齐心同志的秘书姚小合,向他询问了齐心的近况,托他转达对老人的问候。就在这时,德平兄弟在我耳边说,妈妈昨天下午去世后,本来王岐山、栗战书二人准备好来家里看望,但突然有急事又被叫回去了。

齐心同志的秘书姚小合(左),胡德华(中),杜导正(右)

李昭的后事由北京市政府主持料理,中央办公厅协助;昨晚北京市已经开会研究了方案,按照党内元老的规格来办;本月17号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其实我早有这个估计,李昭的丧事不会按照一般的“三八式”老干部的规格办,为什么?就是耀邦问题!以前对耀邦的功过评价不准确,老百姓对那个结论不认可,对那些搞“左”的力量有抗议。邓胡赵的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究竟对不对?有些人很偏激,提出企业里由党委领导董事会,推翻了厂长经理负责制,想全盘否定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这导致了思想混乱。好处是议论纷纷,思想活跃,但是也造成了正确的东西得不到支持,错误的东西畅行无阻。现在看,绝大部分人反感这些走回头路的主张。人们怀念耀邦、祭奠李昭,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政治情绪和政治态度。看起来官方准备隆重举办告别仪式,我认为很好,这也体现了官方的一种态度。我衷心希望国家采取切实措施将改革开放的路线进行到底。

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与社长杜导正交谈

最后,杜老把话题重新引到了《炎黄春秋》杂志上,他说,李昭、德平、德华一直是《炎黄春秋》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给我们供稿、提供宣传线索。有人统计,从1993年到去年杂志被强行剥夺,20多年时间年里,共登出有关耀邦的稿件40篇以上。后期,德华直接参加了杂志社的领导工作。2016年情况发生突然变化,德华站在第一线,讲话有力又有分寸,得到了全社同仁的全力支持。如果不发生突变,相信炎黄春秋肯定会有更辉煌的发展。

 

主编:范建

责编:崔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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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李昭同志

March 17, 2017

3月17日(星期五),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向李昭同志遗体送别。普通群众从上午9时30分开始。许多人一早就前去等候,不少人还是从外地赶来的。由于需持有讣告始能进入,而讣告发放的数量有限。想去而未得其门而入的人更多。

图为等候进入长廊(在这里经过安检后再进入大厅)的人们(2017年3月17日上午10时, 丽娜摄)

新浪网和凤凰网均在当天上午发出了图片报道。(点击下面的标题就可以看到)

各界送别胡耀邦夫人李昭_高清图集_新浪网

胡耀邦夫人李昭遗体送别仪式现场_资讯频道_凤凰网


海外的美国之音也很快发出报道,全文转发如下:

李昭遗体告别 习近平胡锦涛等到场致哀
最后更新: 2017年3月17日 16:41 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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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者排长队向胡耀邦遗孀李昭致哀(2017年3月17日)

午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尽管官方媒体鲜少报道,各界送葬者仍然超过千人。

现场警戒级别很高。据悉,北京市当局对李昭遗体告别活动加强控制,规定参加告别必须持有请柬或讣告,实名签到,许多欲前往送葬者发现一纸讣告难求。

李昭遗像下方及两侧分别摆放着亲属和现任七常委献的花圈,江泽民、胡锦涛等卸任领导人也送了花圈。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称,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七常委和胡锦涛等上届六名常委(只缺落马常委周永康)都到场致哀*,当时只有胡耀邦的少数亲属在场。(*港媒只报道7常委送花圈。7常委出席的消息。目前只有一个来源爆料,叶兵的报道刚刚作了修改,在习、胡等到场前加一“传”字。--章立凡微信18:31)

 
李昭遗像下摆放的亲属及习近平等高层人所献花圈( 2017年3月17日)

知情人士披露,现任常委俞正声、卸任常委吴官正、卸任人大副委员长、曾受胡耀邦器重的王兆国以及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等失声痛哭。

送葬人群中有94高龄的社科院离休研究员何方及夫人、历史学者章立凡、作家王蒙、老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张民营企业执照获得者姜维、原中纪委反腐专家李永忠、曾遭薄熙来和王立军迫害的律师李庄、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以向最层进言反左著称的中共高干子女马晓力等。

 
作家老鬼(前排带军帽者)在送葬人群中(2017年3月17日)

几天来,到胡耀邦故居悼念李昭女士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原炎黄春秋杂志社老社长杜导正、原毛泽东秘书李锐、离任副总理田纪云和曾培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以及陈小鲁、宋彬彬等红二代知名人物。

有送葬群众表示,悼念李昭,想起了胡耀邦。

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期间,使得数千万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期间被打倒老干部恢复名誉重获新生。

1986-87学运期间,“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邓小平废黜提倡开明、宽松政治的胡耀邦,改用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悼念,后来发展成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的大规模运动,导致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上台和赵紫阳因“支持动乱”而被罢免和软禁十余年。

据说,军队血洗北京长安街一带的6.4事件后,李昭拒绝与邓小平握手。

1989年后,胡耀邦忌日4月15日和八九民运遭血腥镇压的纪念日6月4日均成为政治敏感日。

2015年,中共为胡耀邦百岁诞辰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并出版《胡耀邦文选》。

胡耀邦和李昭1941年在延安结婚,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中共建政后,李昭曾任北京纺织局领导、北京服装业协会会长。

目前,尚不清楚李昭遗骨将何处安葬。曾任中国共青团主要领导人多年的胡耀邦遗骨葬于江西共青城。


转发马老鬼马老鬼

今晨去八宝山为耀邦夫人李昭送行。等了近两个钟头领导走完,才开始放行。排队的人黑压压,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据说有3千多人。身边有80多岁老人,还有来自成都、苏州、石家庄等外地人。有红二代,但更多的是各界普通民众。大多数人可能并不认识李昭,但爱屋及鸟,他们来这里借此表达对耀邦的深深怀念 ​​​​

在胡宅吊唁李昭同志

March 16, 2017

李昭同志于2017年3月11日逝世后,有关方面现已确定于3月17日(星期五)上午9时30分,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向李昭同志遗体送别。许多人都想去,但这次与以往不同,需得到讣告,手持讣告方能进入,而讣告数量有限,15日刚发放即已抢领一空,于是大家想到提前到胡宅灵堂吊唁,下面是3月16日部分去胡宅吊唁的朋友发来的照片。

胡德华(前排中)与部分前来吊唁的人士合影


转发马老鬼的微博

3月13日上午去耀邦家向李昭阿姨三鞠躬。200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20周年时,我在江西共青城与李昭阿姨擦肩而过。由于没正式请柬,被数名警察拦阻,无法靠近。只能向近在咫尺的她大喊:李昭阿姨,我是老鬼,我们来看望耀邦叔叔来了。她坐在轮椅上扭头向我点点头。李昭阿姨简朴无华,平凡一生,高山仰止! ​​​​

李昭同志去世

March 13, 2017


夫唱妇随一贤淑

地久天长两昆仑

送李昭阿姨归天与耀邦重聚

郑仲兵

杜导正(右)赴胡宅吊唁



外媒的报道

叶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遗孀去世

VOA 最后更新: 2017年3月12日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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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前往医院看望李昭,当时胡德平和胡德华(右二)在场。(网络图片)(原图不够清楚,改用RFA发出图片,吴亦桐提供,拍摄日期不详。--五柳村)

   北京 —  
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夫人李昭3月11日下午在北京去世,终年95岁。

当天晚上,胡耀邦原部下和一些敬仰者在微信群里分享了李昭的生平和生前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显示,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到李昭病榻前探望,胡耀邦的两个儿子、现任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和原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胡德华在场陪同。

 
胡耀邦夫人李昭生前在北京家中。

官方媒体新京报的网站刊出长篇文章,介绍李昭的革命历程和为人处世之道。但是该报周日出刊的16版面报纸仍以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为新闻重点,并未登出李昭辞世相关消息。其他官方报刊也鲜有报道。

据报道,1941年,李昭与胡耀邦结婚。中共建政后,她曾任北京纺织局领导、北京服装业协会会长。

1986-87学运期间,“垂帘听政”的中元老邓小平废黜提倡开明、民主政治的胡耀邦,改用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悼念,后来发展成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的大规模运动,导致赵紫阳因“支持动乱”而被罢免和软禁十余年。据说,军队血洗北京长安街一带的6.4事件后,李昭拒绝与邓小平握手。

有网友在微信朋友圈传播的上述消息后面留言称,向体制内良知胡耀邦夫人李昭致敬致哀。

胡德华周六夜晚在微信群留言:各位小友,谢谢大家的关心!妈妈走的很平静,很安详,没有痛苦,这也是对我们的安慰。大概17号上午告别。

据报道,李昭遗体告别仪式暂定本月17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


附 RFA的报道全文

胡耀邦夫人李昭北京病逝
2017-03-11  
前总理温家宝(中)曾到医院探望病重的李昭,她的2名儿子胡德平(左二)及胡德华(右二)在旁。(吴亦桐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周六(1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

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透过微信朋友圈公布噩耗,指母亲于下午4时16分很安静地离世。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早前在李昭病重时曾到医院探望。

李昭于1921年12月20日出生,长大后曾入读延安大学修读俄语,认识经常到延大报告、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2人在1941年结婚,育有4名子女。

朱普乐先生回忆录《黄田记忆》在五柳村全部发出

March 13, 2017

朱普乐先生,安徽泾县黄田村人。泾县在安徽是丙级小县,黄田村也只有三五百户人家,一两千人而已;偏居深山一隅,小块小块的傍山田,一年打不了多少粮食,幸有竹木茶果补充,故也能得温饱。这里历代先人们培育的参天古木,浓荫蔽日,一直在庇护着黄田的子子孙孙,让他们过得安稳 踏实。朱普乐先生的《黄田记忆》,二十馀万言,记录了这个中国农村在近世的变迁,包含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故能观察入微,得其精髓。如茆家升为本书写的序言所赞,是“难得一见的乡村风俗画长 卷,真实的乡村变迁史”。

下面是该书的目录链接,点击标题即可进入阅读。


朱普乐《黄田记忆》(1)目录 茆家升序

朱普乐《黄田记忆》(2)故乡的碎片

朱普乐《黄田记忆》(3)旗峰公家庙

朱普乐《黄田记忆》(4)闲言漫语上黄田

朱普乐《黄田记忆》(5)家人

朱普乐《黄田记忆》(6)榔桥遗梦

朱普乐《黄田记忆》(7)上学读书

朱普乐《黄田记忆》(8)饿

朱普乐《黄田记忆》(9)对不起,我的亲人

朱普乐《黄田记忆》(10)“文革”拾荒

朱普乐《黄田记忆》(11)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朱普乐《黄田记忆》(12)迟到的忏悔(外三篇)

朱普乐《黄田记忆》(13)黄田人家

朱普乐《黄田记忆》(14)小镇佚事及其他

朱普乐《黄田记忆》(15)遭遇“阳谋”的人

朱普乐《黄田记忆》(16)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普乐《黄田记忆》(17)朱氏短简

朱普乐《黄田记忆》(18)同窗剪影

朱普乐《黄田记忆》(19)乡村速写

朱普乐《黄田记忆》(20)故里先生

朱普乐《黄田记忆》(21)后记

【历史上的今天】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因写了《出身论》殉难

March 6, 2017

查建国:今天是人民英雄遇罗克罹难日。文革时我是北京人大附中初二学生,是最早一批的红卫兵。但因反对“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而被红卫兵组织张榜开除。很快我就看到了遇罗克的《出身论》,真是英雄啊!中国从来不缺少逆潮流而动的铮铮铁骨硬汉!5日奠遇兄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男,中国北京人。1959年从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毕业。曾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后做过代课教师等多种临时工。曾写《出身论》等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论》,全国反响巨大。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搜狗百科)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李菁:殉道者遇罗克


西安万科 #七点半早读#【九月之诗 《宣告》 北岛】遇罗克,因为写了一篇文章而被枪毙的年轻人,在某个年代,有思想的人就有危险性。在另一首献给遇罗克的诗《结局或开始》中,北岛写道: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 ​

 


王缉志鼓吹血统论打砸抢的红卫兵们有没有罪恶?不还是官照当董事长照做,千秋万代不变色。倘若遇罗克还活着,再大的能力又如何,父能量才是正能量,遇罗克他拼爹拼不过。——博文片段来自秦全耀:遇罗克:死胡同里的一个厕所(图) http://t.cn/zHrC8KV
2013-6-22 17:49 来自 新浪博客
钟老汉时下“宪政”之争,让俺想起文革之初“对联”之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一句地痞的骂街还用得着辩论吗?明明就是示威,老子就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了?怎么了?最后据理反驳的遇罗克被五花大绑拉出去枪毙了,宣扬血统论的谭立夫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宪政还用得着争论吗? ​
2013-6-18 10:55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傅国涌张郎郎 1970年在北京看守所死刑号与遇罗克相遇,他说那时候如有选举,遇罗克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他发现牢房里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对遇罗克都是毕恭毕敬,因为他们都知道遇罗克敢跟政府较劲,在他们眼中那就是真正的英雄。遇罗克的《出身论》为当时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底层人代言,他们非常尊敬他。 ​
2014-5-26 16:59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傅国涌

发表了博文 《被杀戮的之二》 - 刘文辉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被杀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在北京被杀 王申酉1977年4月27日在上海被杀 http://t.cn/zHXbKsY

2013-5-30 20:01 来自 新浪博客
老鬼阿定

1968年4月27日,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等6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天后林昭在苏州被枪决,次年五一,上海又集中枪决了51人,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要公开宣判枪决一批反革命以做威慑,至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全国 被枪决的思想犯、言论犯逾十五万人,其中包括遇罗克、王佩英等。 ​

和凤鸣著《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再次在五柳村全部发出

February 26, 2017

和凤鸣著《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于2001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了第一版,印数3000册,责任编辑:李保军、何满意;书号:ISBN7-80587-568-5/K.9:

2003年6月由作者交五柳村上网,由于各种原因已不能访问。2017年2月26日。值电影《夹边沟纪事》之际,据保存的备份文本再次发出,第一篇保持了当年的原状,上面的文章链接均已不能访问。

下面是新发布的目录链接,点击标题即可进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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